|
---|
李白《渌水曲》在国外的流传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写的,其中涉及诗歌翻译,很有意思,现摘引一段如下: “李白的《渌水曲》云:‘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此诗中‘白苹’指水生蕨类植物,可食。‘采苹’是江南水乡常见场景,月下荡舟采苹的女子,看见月下荷花,不由感慨秀色难及。整首诗清丽柔美,极富江南情韵。这里‘荡舟人’原本是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英国汉学家弗莱彻则将‘荡’理解为轻佻之意,于是原本温柔贞静的水乡女子被翻译成嬉闹佻达的‘wanton’(荡妇),与原意相去甚远。” 这段文字之所以引发我的兴趣,是因为不久前我读过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的论文,当中论及诗歌翻译,也提到了李白的《渌水曲》,并且谈到了他对这首诗法文译本的看法。
法国诗人特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是19世纪唯美主义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女儿朱迪特·戈蒂耶(1845-1917)也是诗人,还是懂汉语的诗歌翻译家,1867年出版了《白玉诗书》(通常译为《玉书》),这是十八岁的戈蒂耶在她的汉语老师丁敦龄帮助之下,选译的中国古体诗集。她翻译了李白13首诗,当中就有《渌水曲》。 感谢阿列克谢耶夫把朱迪特·戈蒂耶的这首译诗逐词逐句译成了俄语,使得我们有机会了解法译本的风貌,现在转译成汉语:
原诗主要意象月、水、船、荷花,都保留在译诗当中,可惜淹没在大量附加的华丽词藻之中。说实话,译完这段文字,我的第一感觉是惊讶:天哪!这还是李白的诗吗?这还是《渌水曲》吗?这也算诗歌翻译吗?李白的诗凝练、简洁、清新、飘逸;戈蒂耶的文字如此拖沓冗长,不知节制,原作仿佛是清水池塘的数枝荷花,现在变成了密密扎扎的一大片丛林!两者之间相距何止千里! 如果说弗莱彻的《渌水曲》英译本存在明显的误读和误译,那么朱迪特·戈蒂耶的法译本则失之放纵随意,把翻译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改写。 “取一勺饮,浇胸中块垒,或取一意象,加以渲染,表达新的诗情,创造新的形象。” 这是《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作者钱林森教授对戈蒂耶《白玉诗书》的评价,借以品评戈蒂耶的《渌水曲》译文也很恰当。无论如何,这不是翻译,说它是改编或创作反倒更合适。 左图: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 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看了朱迪特·戈蒂耶翻译的《渌水曲》,一定也感到差异,他写道:“不难发现这个译本里充斥着想象。首先,原作诗中描述的湖水,并非水流激荡、波浪起伏,而是波平浪静;诗人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欲望,附带说,在中国,荷花不会对人有任何诱惑。再者说,最后一行对于船的夸张描写,也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译者个人的杜撰与空想。” 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也是诗歌翻译家,尤其喜爱李白的作品。他在分析了朱迪特·戈蒂耶翻译的《渌水曲》之后,以《清水曲》为题也翻译了这首诗:
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准确,精练。原文四行,译文也保持四行。唯一的缺憾是不押韵。这涉及到他的译诗观念,他认为诗歌的节奏更重要。押韵有时候会以词害义,因而宁可不押韵。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诗歌翻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散文化的、带解释性的翻译,另一种是以诗歌翻译诗歌,译诗既要顾及原作的结构、节奏,又要符合译入语诗歌的音韵特点。概括而言,他主张科学的艺术的翻译,所谓科学,就是注重语言的准确,所谓艺术,就是注重风格和音乐性,注重审美价值。他认为朱迪特·戈蒂耶的翻译,属于散文化的翻译,不可取,因而直截了当地给予批评。 休茨基(1897—1937)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易经》的俄译本出自他的译笔。1923年出版了他翻译唐诗选集,撰写了序言。2000年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出版社再版了这本诗集,书名改为《悠远的回声》,其中也翻译了李白的《渌水曲》,题为《清水》(Чистые воды),现在把休茨基的译文回译成汉语:
休茨基遵循了老师提倡的“以诗译诗”的原则,原作四行,他译成了八行,语言流畅,音韵和谐。尤其最后两行,传达原意相当精彩。 谢尔盖·托罗普采夫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学者和诗歌翻译家,汉语名字叫谢公。从2002年起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六本跟诗人李白有关的著述和译作:《书说太白》、《李白古风》、《李白的山水诗》、《楚狂人李白》、《李白传》和《李白诗500首》,真可谓是研究与翻译李白诗歌的专家。我个人认为他翻译的《渌水曲》最简练,形式上最接近原作,俄译本很简短,引用如下:
托罗普采夫采用五音步抑扬格,奇数行十一音节,偶数行十音节,用五音步对应原作每行五个汉字,押交叉韵,阴性韵(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与阳性韵(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交替出现,既反映了原作五言诗的节奏和音韵特点,又符合俄罗斯诗歌的韵律,用格律图示更加醒目(∪为轻读音节,-为重读音节,/为音步间隔符号): 把托罗普采夫的俄译本回译成汉语: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李白的《渌水曲》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同的版本。第一句“渌水明秋月”,有的版本是“渌水明秋日”,托罗普采夫翻译时所依据的显然是后一种版本。另外对于诗中人物的理解,他跟阿列克谢耶夫,跟休茨基有所不同,前面两位翻译家采用了第一人称,以“我”的口吻说话,抒情主人公和诗人的口吻是一致的;而托罗普采夫翻译时则采用了第三人称,在诗中出现的是一位“姑娘”。如果要挑剔不足的话,托罗普采夫最后两行的处理,力度不够,不如休茨基的译文到位。另外一点,三位俄罗斯翻译家对于“白苹”的理解,也尚有欠缺,无论译成“睡莲”,还是译成“花”,都有失准确,值得进一步推敲斟酌。 把李白的《渌水曲》英、法、俄几个外文译本放在一起横向比较,高下优劣,读者心里自然明白。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译文准确优美的未必受人重视,而存在误解误译甚至扭曲变形的译本反倒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朱迪特·戈蒂耶翻译的《白玉诗书》,当年在法国颇受读者欢迎,以后多次再版,其影响超出国界,先后被转译成德、意、葡、英、俄等多种文字。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反观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卫国战争期间翻译的唐诗长期难以出版。2003年他的唐诗选《常道集》问世,距离他去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而托罗普采夫耗费了十年心血翻译的《李白诗500首》居然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接受这部译稿,最后翻译家不得不自费印刷发行,而且只印了区区五百册。这种令人尴尬与疑惑的局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 严肃认真的诗歌译作难以问世,而存在误解或扭曲的译本容易出版,这里除了出版社、编辑的水平、眼光以及注重经济效益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读者的选择。诗歌读者跟学者专家不同,他们并不关注严谨的考据、注释,诗歌形式和音乐性,可能更喜欢猎奇,欣赏外国情调和华丽的辞藻。正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应者众多。 从朱迪特·戈蒂耶翻译《白玉诗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随着精通汉语的外国汉学家逐渐增加,翻译李白诗歌的中外译者也会越来越多,诗歌翻译质量也会逐渐提高。我不知道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是否翻译过李白的《渌水曲》,可是我知道他的夫人田晓菲家在天津,很早写诗,少年成名,十三岁出版诗集,十四岁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倘若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宇文秋水)夫妇一道翻译李白的《渌水曲》,语言优势互补,珠联璧合,肯定能译出精品佳作,广为传诵,使得李白诗歌的外国粉丝越来越多,当时机成熟,召开一个李白诗歌国际朗诵会,用汉、英、法、俄、德、意等不同语种朗诵《渌水曲》,必定精彩纷呈,传为佳话。 (3700字) |
| Contact 联系 | Last Revised
03/10/201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