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初的一天，我给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打电话，她让我第二天下午5点到家中见面。我如约来到她家楼下，摁响门铃。在二楼，一扇门已经为我打开。狭窄的过道，三五步经过卧室的门进入客厅。
那晚，83岁的许鹿希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邓稼先，我被感动包围着。
1986年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1996年7月29日，他的继任者们按照他临终前指引的途径，完成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以示对他的缅怀。今年的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25周年的日子.
1958年8月的那个夜晚，月朗星稀。邓稼先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上午，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他这位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的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一阵惊喜从心间涌起，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可是造原子弹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我能行吗?”一丝犹豫从嘴边轻轻滑落。钱三强神情凝重地说：“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不过，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这是组织的决定。”
邓稼先翻了个身，朝向身旁的妻子许鹿希。怎么给希希说呢?组织规定：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妻儿。当年，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父亲曾深情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今天，国家就要用我了，我岂能辜负!挑起这副重担，只能有所舍弃!邓稼先想。
妻子在他进家门时，就察觉他心思沉重。这时，她关切地问：“稼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许久，他缓慢、轻声地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许鹿希感到意外。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左图：邓稼先1950年8月20日，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此为其博士毕业时的照片。9天后，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渡轮。
焦灼、不安和忧虑在他们心间蔓延。使命、责任、重担就这样压在了34岁的邓稼先肩头。迷茫、依恋和无奈让年仅30的许鹿希愁绪满怀。
寂静的月夜里，传来邓稼先幽幽的叹息：“唉!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许鹿希闭上双眼，倍觉凄凉，忧伤不已。
突然，邓稼先坐起身，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什么事啊?值得他抛开一切!一双儿女，大的3岁多，小的1岁多。他至爱的双亲，一个肺病，一个哮喘，自己还要在科学上追求前程。可执着的稼先将要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不然，他怎会这样义无反顾?许鹿希也坐起身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二机部九局(后改为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人。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新成立的九院位于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常常微笑着，慈眉善目。他熟练地掌握俄语、德语和英语，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语演唱《欢乐颂》，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邓稼先对他们的“扫盲”就从自己帆布书包的3本书开始。
 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学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被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
“大白熊，吉祥戏院今晚有马连良的《四进士》，怎么样?”有人提议。
当时，邓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称戏迷的邓稼先兴奋地说：“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戏去，我请客。”
“你知道戏票早卖光了，才敢说此大话吧!”
“什么话!就是真的没票，我也能弄到票。骑车子走!”
他们有所不知，邓稼先在中科院的时候，就常常带着许鹿希等别人退票。看完戏，他俩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双双潜入银辉的月色里。在花香满径的小路上，许鹿希依偎着他的臂膀缓缓漫步。邓稼先深情地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
冬天过去了，春天却迟迟不来。
苏联“老大哥”承诺的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那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像空中的游云，随风而逝。苏联专家撤走了，临走，他们留下赠言：“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苏联背信弃义的1959年6月，被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邓稼先告诉大学生们：“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尽管今后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艰险的，但是，什么困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为了造出‘争气弹’，我们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再一次把邓稼先请到办公室。
他告诉邓稼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历史选择了邓稼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要造原子弹，首先要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图纸一般，这是重中之重。
拿出这张“图纸”，仿佛要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压，艰难前行。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攻关的岁月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这些奋战的年轻人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疲惫地呼唤：“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呀!”
邓稼先马上应道：“好的，你们等着，我这就想办法去!”没过多久，邓稼先从外面拎回一包高价饼干。
每当他们突破一个难关，邓稼先都会兴奋地说：“伙计们，都推车子去!”大家知道，老邓又要请他们撮一顿啦。在商品紧缺的年代，老邓的善举常给自身带来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进展，他还是想有所表示。这时，他就会悄悄溜出去，买些火烧回来，大伙一哄而上。他会在一旁笑着说：“也给我留一口啊!”
饥饿的年代，他们吃菠菜蘸酱油。又攻克重大难关，年轻的竺家亨说：“老邓，怎么样?撮一顿，这次好好请我们，我们工作干得多漂亮!”
“走。推车子，到砂锅居。”
大伙一阵欢呼，高兴地说：“听说，那里可以从猪头吃到猪尾。”那天，他们也这样，而且还喝了酒。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左图：邓稼先和杨振宁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级又下达命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向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邓稼先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领导派了两名司机连夜送他到乌鲁木齐机场。当他赶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机场的妻子带着他直奔医院。憔悴、消瘦的母亲浑身插满管子。邓稼先扑上去，抓住母亲的手哭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了一下双眼，她已经无法说话，失神的目光里，似乎透着欣喜。母亲那只被邓稼先握着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邓稼先一阵欢喜，赶紧回应。当他发现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邓稼先感激地望着妻子，眼中饱含热泪。邓稼先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内心充满愧疚。3天后，母亲与世长辞。
邓稼先很快返回单位。这时，理论部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钱三强就高瞻远瞩，组织人员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邓稼先的好友于敏加入了这支光荣的队伍。
美国一位氢弹专家说过：“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着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左图：邓稼先和杨振宁
邓稼先决心带领这些年轻探索者启程，他们依托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尺子、一块黑板，但他们拥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激情，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脑。
他们兵分三路，用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进行运算。于敏带队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00来天的奋战之后，于敏用暗语给身在大西北的邓稼先打电话，激动地说：“老邓，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第二天，邓稼先就带人飞到了上海。他听完于敏的汇报，兴奋得像个大孩子。邓稼先与大家又拼搏了一个多月，使氢弹有了相对完整的蓝图。又打了一个胜仗，兴奋、激动的邓稼先这次的“表示”是请大伙尽享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他同于敏一起飞回了大西北核研制基地。1966年12月28日，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邓稼先与大家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帐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拥有一个便壶。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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