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金桥，2013年9月21日

从我们的小城，向东开车约一个小时，就到了喀斯喀特山脉的一个山口。冬天的时候，人们喜欢来这儿滑雪。而现在是中秋，还没有雪的迹象。山林大都是常青类，密密地覆盖着一叠叠的山峦，就这么无言地在着。

稍过山口，我们住了车，每人背了个简单的双肩包，开始在高大的杉林间跋涉。这里海拔五、六千英尺，林间小路虽缓，但爬起坡来还是要喘的。夜里才下过雨。秋天山林的空气，清冽，干净得让人的肺泡微微发疼。我们的小狗欢快地摇着尾巴。地拔还是海拔对他似乎毫无所谓。这儿好像是他最自然的所在，一会儿超前，一会儿落后，小跑着把鼻子杵得离地面很近，四处扫描。我知道对它来说，除了海拔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也是无所谓的。比如将来，比如死亡。

对人，死似乎是个永久的谜。至少对我是。可能因为我还活着，还有热力爬山，在喘嘘之余，还有思想的欲念。而我父亲呢，他已经不再能爬山了，思想的欲念也不在了。那个谜，想必或者是解开了，或者是和他的自我一起化去了。

在则迷谜，不在则不迷谜。这似乎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活着的时候，对死的问题不感兴趣。对死本身，好像也没有怕。我们之间提及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三次。一次我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一次我问他想不想这个问题，他说，“浪费时间。”都很简单。第三次是在他病重的时候，在他的卧室兼书房。他虚弱地坐在床边，人好像也变小了。屋里有些挤，有些暗，有他的书柜，有堆了书的办公桌，还有氧气瓶。窗户上被来帮忙的大嫂贴了避难的画幅。那次我没提问。他说，他不在乎，因为工作和书们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他说唯一的担心是我的母亲。因为母亲说过要跟他去的话。

小狗突然从腿边冲过，跳过倒树去追一个金花鼠。那个棕色的小鼠，背上有三条黑道儿，迅猛之间就不见了。小狗回到小路上，毫无失败之感，翘起他细长的后腿，在树根上留下他的一点纪念。

越过一个山岭，小路离开了那些参天的杉树，开始进入一个微谷。这里的林子开始稀疏，也有一些松。路边倒下的树，有阳光晒下来，把它们的树皮晒去，树干晒白，看着像巨大的动物留下的骨头，白白的有些发灰。树和狗都不在乎。活着被阳光滋润，死了被阳光晒白。我想父亲的确是不在乎来着，因为他对生活是那么感兴趣。而且他的确是被阳光滋润过的。

不久，小路引着我们翻过一个坡，像个梦似的，我们要找的那个湖突然出现，或者是蓝，或者是翠，不知道如何形容。水清得见底。湖的对面有山，有山顶上突起的巨石，因为风化，大小的石头盖满了山坡，滑入湖里。他们说这个巨石名为布道台，牧师用的那种。这个湖，和附近另外两个湖，连为一串儿，叫念珠湖。

湖边的阳光很暖人，湖里有云，很白，和天上的云极相像。不同的是有风吹过，湖里的云就荡漾起来，不久就被摇碎了。他们是在另一个湖边相遇的。那时候，我母亲还是个年轻的姑娘，梳着黑长的辫子，住在昆明的翠湖边上。我问我母亲她的第一印象。我父亲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在我母亲家租房。“一头乱发，”她说。“那后来呢？”我小的时候，她给我讲故事，我就最爱问这句。长大了也改不了这个陋习。我母亲微笑不答。我父亲说他去找她是受一个朋友之托，转达对这个翠湖玫瑰的仰慕之情。当时我母亲先是笑而不答，而后又说她已经喜欢另外的一个人了。

有的时候，滋润人心的阳光是通过另一个人心洒过来的。

父亲不算是爱讲故事的人，但是喝了酒以后经常要笑着说母亲在高中是篮球健将。他曾经去看她们的一个比赛。“最后比分，四比零！两个球都是由你妈投进的。”我母亲则讲起他们去翠湖划船。父亲一时兴起，跳入湖中想畅游一番，结果发现自己不会游泳，被朋友们拖上船来。我曾经看到一张父亲在划船的照片。瘦削的脸，的确是黑黑的一头乱发，在天空下也是很意气风发的。当然，这不是他唯一的一次跳到水里。

后来，我父亲放弃了学得很好的工程专业，转到英文系，因为他对文学极感兴趣，想当个作家。有时又说是因为买不起计算尺。总之，工程系主任不放他，他就退了学，在中缅边境，开了一个破卡车，跑运输。一年以后，他重入西南联大，进了英文系。

等他下次再跳入水里的时候，已经是在北京了。这期间他的英文专业让他做过军官培训学校的教师，在美国海军的一个机关工作过，又在北大读了研究生，并作了助教。新时代的澎湃让他激情，他要去体验生活，新的生活。辞去北大的助教工作，他参加了南下的部队。后来他和母亲一起回到北京，那时他们还没结婚。他被调到一个情报机关，帮助收集外国的公开情报。我母亲也在那里做资料工作。这样看来，有他的经历，父亲是逃不过清理队伍的运动的。他们让他交待是不是潜伏下来的，同时嘱咐他要相信党，同时嘱咐我母亲要和他划清界线。父亲想不通，跑出去跳到护城河里。很不幸，水深只到大腿，他跳下去就站起来了。只好回家，换了干衣服，开始绝食。母亲很急，可是又劝不动这个倔强的人。无法，找来沈从文的夫人，他们叫她“三姐”。三姐带了饭来，坐在床边用调羹喂他。若干年以后，母亲似乎还有一些不平衡，说，“哼，三姐一喂，他就吃了。”

母亲和父亲结婚了。之后不几天，父亲就被送进“新生公学”，在包着黑铁皮的大门里一直不能回家地闷头学习了五年。我问母亲为什么在那样的压力下和父亲结婚。她说，“我想会对他精神上有安慰吧。”

阳光被一团云彩遮住，山里一下冷了。小狗没有厚毛，有些微微地打颤。抬头看去，那个布道台下，滑石坡上，阳光充足。我们决定爬一爬这个石坡。也许在牧师的脚下可以观望得更远，对世界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个石坡不算太陡，也并不算过长。但是要小心，石头多是单摆浮搁着，有碗大的，有板凳大的，也有桌面大的。最好找桌面落脚，板凳也可以。踩在碗上，就有点悬了。想象当初塌方时，必是很有恐怖气势的。如有幸运的亲临者，恐怕是来不及喊叫的。即使叫了，也只有山听山知。

我们怕小狗伤了它的脚，给它找了个暖和的地方，让它呆住，等我们。它愁苦地看着我们，情绪不高，很有失落感。但还是听话了。

当然，我的那些询问，是思想欲膨胀以后的事，还没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有满头乱发和翠湖边上的事儿。不知道有新生公学和两次跳水。不知道那张意气风发的照片。对我来说，父亲天生就是父亲。想象不出父亲曾经是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在他的南浔家乡，每天走过古老的石桥去上学。更不要提，在路上偷买他贪吃的烧饼，被他的父亲撞见，他一口把整个烧饼吞到肚子里。

这些我并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把妹妹放在自行车的车梁上，我坐在后架上，他蹬着车子，我们一起去水上公园，和妈妈姐姐一起划船、爬树。我知道南开大学北村十二楼丙七号。知道我家的楼后有一深水坑，永远不要走近。知道他们放水打鱼的时候，父亲会兴奋地提来一条大鱼，立在水池里，好像比我还高。还知道他说，毛主席是最大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一本厚而大的英文字典，每次合上的时候就“砰”地一响。毛主席的英文字典必定巨大，合上的时候比会震得地动。后来呢？后来是他在后桑园肩挎着柳条筐下地的背影。后来柳条筐又变成了一个木工工具箱。

“后桑园儿大队，坐落在南运河畔。”年轻的支书，操着纯正的后桑园口音，每年一度必在大喇叭上发表年终演说。那时候我父亲五十岁。他终于在南运河里学会了游泳。村里的男孩子们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河里扑腾，个个均采用熟练的狗刨式。他们问我会不会，我说不会。“不会就用屁眼子嘬溜呗。”说了就嘻嘻地笑。他们有黑亮的眼睛。棕皮肤上是滴滴的水，在太阳里闪闪的。

村里常停电。那种夜里，父亲和我经常在油灯下摆围棋。一本吴清源的棋谱，他学了给我讲。然后我们总要对一盘。棋下到一半，他常会发出哎呀的惊讶，然后叹口气，转头跟母亲说，“桥太厉害了。”我必得意起来，很快地把一局输给他。三十多年以后，我和自己的孩子下棋，也曾试图用此战术，但是效果总是不很理想。

他和村里的徐师傅学做木匠活。我也跟着学。我们很羡慕徐师傅，他不用像我们那样闭上一只眼，就可以看边线是不是直，因为他有一个眼是用黑布罩起来的。要想把两块板子之间刨得没缝隙，是很难的。有时候板子刨得都窄了，还是不行。被徐师傅碰见，拿过刨子，唰唰两下，独眼一照，就好了。每次拼板子，都是父亲最紧张、精力最集中的时候。猪皮胶熬到不稀不稠的地步不容易，好了马上就得用。父亲嘴里唏唏地吸着气和口水，我在旁边团团地帮着，三四块板子一次拼好，用绳子紧紧地勒住。

照我母亲的话说，父亲是最不懂交际的。但是后桑园的农民喜欢他。他是金大爷，母亲是金大娘。他得到了他们的最高评价：老实巴交。他会理发。时有村里的大伯来串门，扯东扯西，脸上讪讪地笑着，手又不时地胡橹一下脑瓜。金大爷老实巴交，不懂暗示，一个小时过去，一直要等到人家直接开口才知道是要剃头。而徐师傅对于他，不知算恩师，还是算至交。总之两人可以经常一起喝几杯。父亲炒的碎鸡蛋，加醋和姜末，叫赛螃蟹，还有炸花生。如果母亲不在，他们也会放肆一点，多来几杯，直到两人都有些醉。父亲的扇子越扇越慢，徐师傅的脑袋缓缓地坠下去，手上不自觉地把眼罩儿也摘了。我踮着脚过去，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上那个塌陷下去的黑洞。

石坡，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上去了。站在布道台下的阳光里，看着坡下等待我们的小狗子，他是那么小，我有些眼晕。三个一串的念珠湖就在我们的脚下。远近的山层层叠叠，绿的山林，蓝的湖泊。更远处有白顶的雪山。上一个冰川世纪，这里覆盖着大片的冰川，千尺厚。它们用万年的耐心蹂躏大地，然后化去，留下眼前无尽的山谷和湖泊。有哪个牧师可以在这儿开口布道？面对这样的造化，只有心的涌动，只有沉默无语。

徐师傅不在了，他那支犀利的独眼也不在了。父亲不在了，木匠也好，教授也好，翻译家也好，统统都不做了。我知道他对到底是上帝造人还是人造上帝不感兴趣，就像他对梦不感兴趣一样，因为“痴人说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在这石坡下，他是一定要爬上来的。他也会像我这样，被眼前的山梦所迷惑。他会情不自禁的说，“太美了。”我想必定是为了这份美，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和母亲两人一起开车横越美国，从西部，走南方，到东部，又走北方，回到西部。如我母亲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有许多要上的厕所。”他的前列腺迫使他过多地停车。

他是一个被生活吸引住的人。那些切切实实的经历对他重要。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这段历史的河流里，漂浮、跌荡。但在他身上，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消极，悲观，和颓废。是在农村，还是大学，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是做木工拼板子，还是当翻译推敲尤利西斯，是跑步打网球，还是吃麦肤皮，他每件事都做得认真，不懈不躁。他用充实的生命力，认真地去做生命里的每个实验，碰每个壁，欣赏每份阳光。

阳光在斜去。我们手脚加屁股，又从坡上连爬带溜地下来。小狗奔过来，把头扎入我们的腿中，亲密地摩擦。终于又和亲人相会了。然后，它甩着尾巴，蹦跳着和我们一起下山。上山的路上，我们曾看到新拱出地面的鲜蘑菇。我们准备采回家尝尝。而且，今天晚上还有最圆的月亮。

我最后一次倍父亲去医院，是在天津，和许多病人一起等候。以自己的陋习，我问他觉得他一生如何。他说他很幸运，说如果有下一辈子，还愿意和我母亲在一起。这是我记忆里，他提及再生的唯一一次。当时我并排坐在他右边的椅子里。他停下不说了，把右手抬起来，去抓他的白头发，胳臂肘很恰当地遮住他的脸。我躬身探头去看。他用手一挥，把我赶开，“你干什么？”

我刚好带了眼镜，看到他眼睛里的泪光。

金桥，2013年9月21日，写于美国俄勒冈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