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的回忆 我与泽华兄

作者：曹月堂 December 30, 2018

我俩的结缘，自然是1957年同进南开。

如没记错的话，那是靠近小河的第二学生宿舍228室，我刚入住，放下行李，他就进来了。身高与我差不多，面色较重，戴眼镜，显然比我大几岁，显得朴实、健壮。

没有寒暄，一见如故，几句话之后就熟了起来。新生入学那几天自由活动。进饭厅吃饭，到浴室冲澡，到校园各处看看，我俩多在一起，说说笑笑，还有过坦率的辩论，记得是关于如何理解人民内部矛盾，各以报纸上的文章为据，在场的还有老饶（维恭）。

我在高中时一度对政治思想类书刊有兴趣，也读了一些哲学书，总觉得没有志趣相投的对话者，自己也显得孤僻。这回遇到他这位来自石家庄市委党校的理论教员，不由地话就多了起来，甚或谈笑风生。当时，对他还谈不到有什么钦佩或敬意，只觉得他热诚友好，于是就不计深浅的把他引以为“同道”。

新生到齐，安置就绪，全年级约八十人（分成三个班），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五十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干生不少，还有十几位由各处俄语专科院校转来的。我与泽华兄同在一班，还是同住一室。他是年级党支委，负责一班的政治学习。

1957年中国社会稍显平静，却风雷乍起，煽起了“阶级斗争”的狂焰，高校还是最先起火的地方。反右运动已在南开展开，大字报在贴，批判会在开。入校新生尚无抓右派的任务指标，只是参加高年级和全系的批判会。新生的政治学习或讨论会每周有几次，分班举行，由党支部掌握。调干生多是党员干部，入校前多已参加过原单位的“反右”，或经历过“肃反”，政治嗅觉之灵敏非一般中学毕业生所及。当时我犯了多言遭忌之病，本无城府，又因多读了几本理论书而积极发言，引起某位“左派”老兄的反感，会下提议对我进行批判，多亏泽华兄说“新生不反右”，搪塞过去。回想起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好险啊！来自南昌的童九训比我大七岁，本为老练之士，却不留神在厕所蹲坑时说了几句涉及政治的戏言，也被人告发，并建议批判。泽华兄说，“厕所里的话还算数啊？”也给挡了过去。

不搞阶级斗争，大家是同窗学友。若抓右派，必然会有人成为“敌人”！新生是幸运的。

我与刘泽华同班同室不足一年，1958年夏天他就被抽调当了助教。那时我与他尚无什么默契或私交，但他毕竟是我有幸遇到的一位让我信赖而钦佩的同学。我的幼稚天真，没让他反感，只是让他时有担心，多次提醒我：“要少说话，谨慎些。”日常的玩笑自然是少不了的，可谓无拘无束。那年五一节前后，我要在校园照张相寄给朋友，实在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从小学到中学从来没穿过新衣，多是家里缝制的或买的估衣），我就把他的制服和皮鞋穿上，到第二教学楼前的花园里拍了照。当时他没在宿舍，事后我也没告诉他。现在想起来，是太失礼了。反过来则又觉得也是一段兄弟之交的佳话吧。

我虽然一直享有较多的助学金，但也只是够吃饭的。无钱买书，更无钱买衣。快毕业了，我想买一条新裤子，兜里没钱，就去找老刘，“借我六块钱，买裤子去！”他马上就给了我。这笔账，也一直没有还，但我一直记在心里，成了回忆兄弟之情的“珍贵史料”。

他离班之后，与同学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他的威信与政治条件无关。“老刘”是他的“专称”，我与他的联系一直保持着，有事或没事经常到他的宿舍坐坐聊聊，只是与他似无“学”可谈。他看的书不是我们课堂上所学的，他在自修自钻。1960年下半年，我染上肺病，没与同学们一起下乡，留在校内养病。他则在冬天从中山大学回来。或是结束了进修，或是缺乏营养得了病。他一人住到北边的第十一宿舍。我去看他，只见他戴着皮帽子，双腿跪在椅子上看书，其状十分可怜而可笑！他说：“真是广寒宫！”那时候煤炭不足，暖气不热，各处差不多。十一宿舍，可能因为住人少，根本没有供热，他就成了独居“寒宫的寒士”。我多次去看他，或与他一起晨练，他教我简式太极拳。（此项功夫我坚持了几十年，又当感谢他。估计他早已不打拳了。）

话说到了毕业之年。全年级剩下的七十多人，党员或积极分子多分配到军队或党政单位，与党支部关系近的多分到高校或与专业有关的部门。我与十几位同学一起分到北京当了中学教师。此后有几年我与他的联系少了。不久发生“文革”，更是各有不同的遭遇或麻烦。“文革”后期，形势稍有平静，我就急不可耐地到天津去了一趟，要回南开看看。到南开先找谁？当然是“老刘”，是历史系，去看看各位先生。那是1972年暑假，我先到历史去找到他。那时运动还没结束，先生们还被聚在楼里“学习”，郑天挺先生，杨志玖先生，杨翼骧先生……都看到了。虽然亲切，但又难以畅谈，气氛还是压抑的。当时老刘可能先被“解放”而为工宣队委任为负责人。杨先生对我说，“老刘是我们的领导了！”我则立刻说了一句：“他敢不尊重先生们？！”老刘也立即接我的话茬，说：“看，曹月堂都不会饶我！”几句插科般的笑谈，正显示了他的人品和与老先生们的关系。这在那个年月是罕见而可贵的。
他带我到家吃饭，阎铁铮炒了几个菜招待我。他似有歉意地说，“我只能这样招待你了！”当时天津的副食供应比北京差不少。饭后他要回系里学习，我则回市里亲戚家。他把自己骑的自行车让给我，“你骑吧，这样来回方便些。”于是我就在天津多逗留了两天，多谈了几次。没有涉及先生们的遭遇，却谈了几则工宣队的“表现”。

1978年，我由学生的提醒，要报考研究生。北大历史系没有古代史的名额，南开杨翼骧先生有史学史的名额。我想，还是回南开吧！于是就到天津与老刘商量。他竟断然地说，“你已拉家带口，到天津来干什么？”（那天我带着四岁多的小女儿去的，算是一次探亲吧。他的两个女儿都已长大，也都喜欢这个小妹妹。）我看了杨先生，他欢迎我来南开，但我还是觉得泽华兄的提醒有道理，回到北京报考了刚要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

1979年春，我离开中学，进入人大清史所。此后几年，参加了清史研究，参加过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几篇文章。南开师友们对我一直是热情帮助与鼓励，甚至是声援。这与当年在南开读书时完全不一样了。当年是名分上的关系，现在才是有实在意义的，我找到了故乡般的母校之情。这其中的关键点，自然是“老刘”。“我与刘泽华是同班”，这是我回南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是对历史系五七级出身的认定，但也是有关人品与人事关系的自我认定吧！

1983年我调到三联书店，是校友葛增福事前为我牵线介绍的，据说他还为此回南开为我开过推荐信，具体情况他没说，我也没再多问什么。副总编沈昌文先生曾到我家一一介绍了三联的情况，最后说到他自己时就说：“关于我的情况，你可以问刘泽华。”似乎他们有过交往。可是后来刘泽华没提过有关之事。总之，我一直有南开这一关系。

刚到三联，总编辑倪子明先生就把“近代学人学记”这一学术选题分给我。此前已出版了陈垣之《励耘书屋问学记》。我接过了冯友兰之《三松堂自序》。既知又出版了黄侃《量守庐学记》。我自然想到要为郑天挺先生出一本学记，于是到南开找泽华兄商议。他可能正执掌历史系的工作。他自然为此事高兴。我没想到系里冯尔康、郑克成等学长早已征集到很多文稿，准备出版，可谓水到渠成。于是很顺利的完成了《郑天挺学记》一书。这也是我为母校历史系做了一件应做的事吧。

1986年，泽华兄希望把他的几十篇论文编成文集出版，与我商量（据说是杨志玖先生提议的）。此事我自然要尽力玉成。稿子是充实的，有学术价值。但是由三联出版确实有个不低的“门槛”，总编辑倪子明先生已退休，我就找戴文葆先生商量，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值“文化热”，“反思”二字经常见报，似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于是我想把论文集改编成一本专著，推出更好。我就电邀泽华兄来京把文稿做了一番调整、编排，取名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想不到“一炮打响”，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专访，韩国学者还翻译成韩文。

“大学毕业”，只证明一个人的学历或“出身”，不代表有学问或成就，不揣冒昧地说，我们“五七级”能谈到有学术成就的，只有刘泽华。

当初他已是党校教员，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是为了改行或只是为了上大学？已不便猜想。反正他自进了南开就开始了他的毕生读书治学之路。在班上不足一年就被抽调出来，改变的只是身份，离开的只是教室，他的读书反而是上了“快车道”！与他同时抽调出来的有好多位（当然都是党员调干生），多数是重又做了政工干部，有的是过了一段又回到原班继续当学生。刘泽华则一直当了助教，没有回班。显然这是系里对他的器重。若干年后，他与我回忆往事，曾说应该感谢系领导魏宏运先生的决定。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心中早有一个苦读治学的“定向”。我等从中学来的年龄较小，多数尚未脱离年轻人的色彩或心态；年龄大的调干生更谈不到什么刻苦求学。更何况“政治”压倒一切，努力读书似乎成了“白专道路”的表现！再者还有读什么书的问题，当时的课上课下，世界史是清一色苏联人的著作，中国史则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范文澜自己说他的书是以《联共党史》为范式的。老刘调到系里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他什么时候给学生上课？我不知道。我每次去看他，总见到床边放着不少书，多数是有注释的先秦诸子或《尚书》《诗经》。同屋的几位似乎与他不同，他好像不是在备课，是在刻苦自修中国上古史。

刘泽华的强项是他的“理论水平”或理解能力。这当与他多读马列经典，习惯或擅长理论分析有关。这是一般同学比不了的。他是把“理论”或思辨用在历史研究上了。他的观点和风格基本上是马列主义的，只是他没有走上“以论代史”的路子。他到中山大学跟了新派史家杨荣国一段，有多少收获，他没说过。

那些年，我们年级是在政治运动、参加劳动以及下乡下厂中度过的。是被“大风”裹着，卷着走的。极而言之，没能正经读书。更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养成或失去了读书的习惯与爱好。有的人直到毕业连《通史简编》都没认真读过。不少人毕业后更是远离了书本或专业，当然这也与各自不同的工作性质或环境有关。上了大学竟成了不知读书之人！也算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吧！在校时，我知道刘泽华发表过文章，《光明日报》曾摘录了他的关于“红专辩论”的几句话。大概是1961年吧，我无意中看到《光明日报》史学版登了他那篇分析荀子重农思想的文章。他已经投入了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坦率地说，并非受他影响，我也是从学习理论开始，对思想史早有兴趣。在校养病期间，通读了《史记》《韩子浅释》以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篇章。但没有认真钻下去，只是翻翻读读而已。当了中学教师，“读书”更成了“不务正业”或专业思想不巩固的表现，何况日常工作忙得要命，于是与泽华兄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与他的兄弟之谊，除了当年的相遇结下的情感之外，当然是在于读书。不同的是，他是专业，我是“业余”。他终于完成了学术大业，我只能算是他的知音吧。唯一的一次“合作”，是他主编的那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约我撰写了清代部分，总算是一次“同台演出”。

他先后出版的著作，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到最后三大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集》都赠给了我，我也曾为他写过简单的书评。我最看重的是2000年版的《中国的王权主义》。我似乎一口气读完，马上写了一封信为他叫好。这算是我俩一次认真的交流吧（见附信）。我的评价就是他做了无可替代的“破垒”之功。

比起他的众多合作者或门生，我终究是个圈外人。对于他的学术成就自有众多学者去评述，甚至早有了“刘泽华学派”之称。我作为他当年的同窗，毕业的兄弟，对他的学术自然要谈谈自己的看法，虽然再不能与他书信往来。

他在学术上，先得益于马列经典中的思辨或逻辑，他最早的那些评价先秦诸子的文章基本上属于“新史学”的框架。可贵的是自从选定了政治思想史，他就是真正的用心读书治学之人。思辨要深，文献要广，史实要确，抱定追索求真的心志，心无旁骛的埋头苦干了几十年直至一生。他没受“旧史学”的局限，去专作训诂、考订之功，但他认真学习并利用了那些可贵的成果以及方法。所以他自始就没有走向“以论代史”的歧途，没做空头文章，当然这也是他的人格、人品、作风所决定的。他没成为风派人物，他可谓德才兼备，但不同于曾为时尚的“又红又专”。

20世纪50年代，侯外庐、杜国痒、吕振羽、杨荣国等马列主义史学家都有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述，但无一例外的都恪守着既定的理论框架，即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五大社会形态之说。是用理论分析历史，反过来似乎可以说是用历史证明理论。刘泽华虽然当初也熟读了这些前辈的著作，难能可贵的是在饱读先秦典籍之时做了艰苦的追索和探寻，终于为自己打开了历史的大门——“从历史中走出来”，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王权主义。

对王权主义的认定与以往对所谓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不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二是缺乏对历史的政治、思想以及经济作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六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封、资、修”、大扫“四旧”，结果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刘泽华说他的觉醒与“文革”有关。正是在那种背景和遭遇下，放弃了“二心”相斗，而求真实的“我心”。萌生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的信念，由之而看到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诸子各家也难说是什么阶级的代表，都是面对社会、人生在讨论如何维护君主权力，如何治国治民的问题。尽管各派各家之议论有不同的观念或风格，但对王权和王权制度的遵信则是共同的，共同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制度与政治观念。

先秦典籍、诸子百家以及两千年中积累下的文化遗产，无不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其丰富与精彩为世界历史所仅见。但是历代中外学者对此仅是作了各自不同的欣赏或采撷，而对其政治思想的内涵缺少深入的探讨，往往流于较为简单的赞扬与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海外学者为代表的“新儒学”一度活跃起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特色。当代更有人以重视国学，发扬传统文化为题以抵制世界近代社会发展而凸现的普世价值。“天人合一”是新儒学的重要依据和内核。泽华兄的《中国的王权主义》对之作了必要而有力的回答。何谓天？何谓人？“天人合一”之天，不仅是自然之天，更是天帝、天子、天道、天伦之天；人也不仅仅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是相对于天子的臣民、庶民，。“天人合一”的政治内涵就是强调王权制度、王权主义的合理与神秘，追求王权之下的和谐。另外，更为普遍的观念有所谓仁政与暴政，明君与昏君，清官与赃官之辨，这等传统观念更具影响，甚至一直掌控着人们的政治意识，究其实质都离不开对王权的尊崇、维护或希望。当然传统之外终于也出现过一位“异议之士”，这就是明末清初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他在其《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罕见地提出了近似西方启蒙思想的观点和主张。他说“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也”，“凡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权，提出了人权人性。只可惜这颗仅此一现的星辰转瞬而逝。

泽华兄一生耕于南开，自然离不开众多师友的关心与帮助，他的为人与治学一直受到前辈先生的好评。王玉哲教授是他的业师。杨志玖教授与他有父子般的亲切。来新夏教授在困厄中得到他的支持与尊重。“文革”岁月，人多遭难，人心备受冲击或考验，泽华兄之正直忠厚有口皆碑。至于他毕生对学生对学生的热心培养，更有着令人羡慕的成绩与心灵情感的所得。

泽华是辛苦的，过劳的。几十年的苦拼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令人痛惋。

六十年中我俩书信不断，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6月在北京亦庄别墅。那时他还有听力，能够倾心而谈。他把刚出版的三大卷新书赠我。想不到竟是最后的留念。他退休后经常侨居西雅图以享天伦之乐，受着铁铮与两位女儿精心的照料。所以我三次到南开看望几位先生都没能与他相见，一切思念和往来只靠电子邮件了。知道他病中还一直尽可能地写一些文字。这期间他把回忆和纪念杨志玖先生、来新夏先生以及漆侠、庞朴诸友的文章转给我。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毕现了他光明磊落、朴实善良、热诚待人的完美人格。他还不止一次地要我为他回忆当年在班上说过什么伤人的话，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看来，虽然病重在床，虽然难有心境的清闲，他对自己的反思却到了无比严苛的地步。真是哲人无愧于天，无愧于心呀！

2016年春我要出自己的文集，请他写了一篇序文。

后来我的书由南开校友转给他，他在重病中还是写了回信，也是我们兄弟间最后一信：他说，“你的大作一个字都没有漏过，读后感慨万分。你的知识之渊博我没有足够的估计，所以边读边叹息，你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大部分时间为人做嫁衣呀！你写的朱元璋可谓深入骨髓！哲学、佛学等你是从何时开始弄的？我至今不懂呀。”（2017年10月）

此前，我曾写信与他：“……说心里话，如不是兄弟情笃，我是会嫉妒你的。你在校几十年，生了气，吃了苦，但也都变成资源或激励，终于大树顶天立地。此生修炼得果。当然如我留在南开，且不说难有成就，还可能受到“整肃”。而你在南开，不仅是个人的成功，也给多人以保护或安慰。这也是天意吧！……再者，“文革”后我与老师们重补师生之谊，重得南开的支持与保护，甚至与任继愈先生的结缘，都是我兄之力。另外，来新夏先生也帮助了我。”

泽华兄是于2018年5月8日在西雅图离世的。铁铮通过视频让我看到了他的最后一面。我即回信说：“我兄的走去是我此生最难过的事，是最难平复心情的事。同窗同学仅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框架，同心同德，心心相印才是最为难得的。他是我几十年，甚至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比我的亲人还重要的多。当初在政治上他保护了我。我在南开园的第一个留影是穿上他的衣服照的。毕业时我向他借了6元钱买了一条裤子。‘文革’后的30年，我的每段行程和工作的变化，以及撰写文章都与他步步不离。我分享他的成功与喜悦。在病中把我的书一字不落的读完并深深感慨。我是一直跟着他的。他先走了，我会梦到他的……他临走时是少了我这个弟弟的送行，我的心一直是陪送他的。他这后半生是充实的。事业上的成就无可替代，处世为人更是有口皆碑，家庭的温馨当然是在于你和孩子们的爱与奉献。……”

泽华兄走了，他最后留下的《八十自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朴实的回忆与总结。作为一生的朋友，我所送行的也就是几句心里的话，约而言之：“你几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修炼。你的成功超出了一般的学问或学术，更在于树立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你的贡献必将更有利于未来社会的进步与觉醒。”

写定于2018年12月30日于北京紫竹寨

附：与泽华兄来往书信之一

月堂弟：

前几天刚从威海回来……你把愚兄这本书看得很重，除知己外，还有些惶恐，应该说，我是接着“五四”猛将继续走。他们一把抓住了问题，但未及申深论，都转到其他方面去了，而后来就是熟知的“历史”。我真想用王权主义之主线再改写一遍历史，但有些力不从心了。这里有几位同道，但做起来，难处也很多，兼之我头晕的毛病（根子似乎是心脏跳动偏缓，装一个起搏器吧，医生认为还没到那一步，所以就托。）工作效率不高，能否做，就看这几年了。

王权主义或许是一个心昭不宣的问题，但又难言之。不少当权者不太愿意让讲，也有那么一些帮闲颇看不惯，但也不太好批。另一批人不知为什么一窝蜂似的跑到新儒学那里，跑到发扬“优秀”文化那里，相形而下，我似乎是个“虚无主义者”。我的本意绝不是从什么“理想”出发，真真的是想把历史的过程描述出来，如果历史真的与我的判断不远，它的接续者、他的影响，自然就不宣而明了。北京的一位大家同我讲，“年轻人谁敢同你一块儿走，人们要升教授，要走仕途；老的又要找饭吃。”一位编辑讲，“你这本书在北京难出，出版社的头头就会生疑。”也有的说，“你胆子够大的。我同意，但不敢写！”也有说，“这才是精品，但只能暗通。”不管是什么样的评价，只能处于“微学”的境地。是否像你估计的那样有传世之效，我有些怀疑，说不定会在冷清中消失。关键还是看市场，读者是否需要它。现在兴炒，这本书也不能炒，我也不会炒，写书评也未必有人发，当然我也求求人去评，去发。出版社前半年的消息，已销的差不多了，今年有望重印一下。

按说，我已过退休年龄，历史的加现实的，估计要晚退几年，究竟何时退，我也说不清楚，最多是到70岁吧。我或许再过两年即退，边走边说吧。目前带着近十位研究生，明年还要招（其他同龄人都不招了），明年招的三年毕业，就是我70岁了，这是一种估计吧！

有时想静下来，再痛快地写点东西，但自己也不静，也难写。

我女儿9月初走，接下来又要搬家、装修，又会忙一阵子，估计到12月才能安定。

戴先生的书我即发，你看还有谁？讲起历史，我感谢你们二位。《反思》我希望能重印。这本《王权主义》中没有收《反思》的文章。

祝安

刘泽华8月22日，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