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走在思考的路上

--深深地想念刘泽华教授

作者：宁宗一 October 6, 2018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4日《南方周末》）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1935-2018）

作家常常喜欢用诗意的语言说时间如水，它可以冲淡历史曾经镌刻下的痕迹；有时也爱用富有哲理意味的话语说，时间帮助人养成健忘的毛病。这也许都道出几分人生的真实。但我的人生经验却是该忘却的早就忘却了，而不该忘却的却永难忘却。近半年来，我几乎每天如坐针毡，总是想克制住自己的悲痛，淡定下来写一写我和泽华那不容易写尽的事与情，但是，我的浮躁心态总难让我安定下来。然而，如果不写出我对他的思念，我就会永远难释精神的重负！也许泽华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太重要了；也许他总是我人生路上每个节点的点拨者；也许他永远是有良知学人的一面镜子；也许他……总之，从哪种意义上说，我都必须把长期不动笔的毛病改变一下，把心灵深处存储的话抖落出来，也许这样我才会变得轻松一点。

进一步说，我的理性让我牢记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的叮咛，他说，我们的思想往往是“由逝者点燃”的。于是，在今天开始命笔时我想到泽华和其他几位真正的知识精英、我的挚友的仙逝，他们几乎都是用书写、发声，乃至无言的表情告诉我，启示我，乃至警告我：人格尊严的不可辱，学术的科学精神必须坚守。泽华的离我们而去，让我心灵更强烈地迸发出一股澎湃的激情，我誓言，我会接过泽华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心灵良知！

今天，我不愿说怀念泽华，只愿说我想念泽华。我相信今后自己的反思、忏悔和对照，都有泽华的心性、人品、睿智作为一种助力，让我坚持下去。

左起刘泽华、宁宗一、冯尔康

我生命中最特殊的兄弟

泽华和我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老南开了。我1954年留校任教，他1957年入校，毕业后也是留校任教。但是密集的政治运动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我们虽同住北村关注着对方却少有来往，只属于“点头之交”。文史一家，互通关系却因一件小事作为契机让我们俩有了较多的接触和实质性学术交流。

1973年，“文革”逐渐走向消歇。复课闹革命，我又重新执教。一天，我从家里走向主楼，经物理系楼准备进主楼侧门到教室上课，忽听后面有人叫了我一声“老宁”。回头一看，正是泽华，他赶上来，不由分说，给了我一项任务，说是冯尔康同志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让我看后提些意见，他自己却谦抑地说自己不懂《红楼梦》。我当时说的也是自己对《红楼梦》更没研究。记得后来拜读了冯著，也还是说了点读后感就交给了泽华。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让我对泽华“刮目相看”！这是因“文革”所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有的人因派性作祟，还把非一派的人像乌眼鸡似的相待，至于学术交流，在当时根本谈不到。可是泽华却为自己的同事和精神同道的论著，主动找人征求意见。说高风亮节也许有点过火，说他热心帮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一件小事充分反映了泽华对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尊重，这当然反映他的人品和学品。因为在泽华心底是把朋友的研究视为共同之事业，把学术更看作是学人之公器，有必要通过切磋交流提高研究水平。也许，此事被人看作“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我却由此发现乃至透视到了泽华的宽广的胸襟。这只是我们俩第一次正式交流学术，也是第一次感受泽华在学术上无私的人格精神。这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生活环境中是极为稀缺的心性和人品。

如果说上面述说的纯属私人间的“小事”，下面我就谈泽华的“公心”。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很多南开人都知道来新夏先生是位“大人物”。他是校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也是图书馆情报系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系主任。但是他的“狂傲”之气常为人所訾议，他又不善于奔走权贵之门，所以他的人生道路坎坷。来公的“时来运转”传说多多，而真正有根据的，恰恰是泽华任历史系主任时，他认清形势，顾全大局，把史学事业，历史工作和国家文化发展联系起来，乃力排众议，把长期被压制的来公的学术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如果不是因为泽华首先极其尊重和看重来公的厚重的学养和才能，不是泽华所做之铺垫，也没有后来党委书记李原对来公委以重任。今天，我们可以说，来公所任学校多项“要职”都是实至名归，也都是虚位以待，但是，正是泽华对来公的“科学生产力”的解放，以及高度重视人才，又不带任何偏见地尊重他人，才能使来公真正“重见天日”。来公生前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过泽华对他的尊重，是泽华发挥他的才学以及充分评估了他的学术优势，承认泽华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好系主任。

泽华在系主任任上全力复兴历史系，使历史系身价百倍。于此之际，他不顾自己处境艰辛，还为了南开大学各学科的发展，积极奔走。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范曾教授曾因特殊缘故出国不归。泽华以最大的胸怀和宽容之心，认为应尊重公民的自主权，同时也希望范曾能够早日回国。在已故滕维藻老校长的支持下， 1992年年末，由泽华主持，冯尔康先生和我参加，并由我执笔给范曾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在反思基础上再回祖国，报效母校。我记得清楚，泽华特意嘱咐我要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启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闸门，而十三大的风云际会，十亿人民更翘首长天，祝愿中华民族早日崛起，十四大圆满成功，左雾弥天之景，定当一去不复返，在此基础上呼唤范曾尽快返回祖国，再为中国书画的教育事业做出奉献。我当时就是遵照冯、刘的意见写了我们的愿望，我还顺便引了古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希望范曾见信后下决心早日回到祖国。泽华看后说了两个字：“切题”。后来范曾通过各种渠道终于回到祖国，这“聊赠一枝春”也算是有了着落。后来历史系为此还举办了“欢迎范曾回母校执教”的欢迎会。由此事，我又一次看到滕校长的气度和泽华、尔康诸兄所显示的浩然正气和识才的风范。

上面我拉杂地说了几件大大小小的事，似与我的标题所示有所疏离。其实，正是这几件“为公”之事，就让我不能不把泽华的人格精神和学人风度作为我的楷模，并引为我生命精神中的知己。
把泽华视为生命中最特殊的挚友，当然有另一个侧面，这也许对我个人是更为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我和泽华的私交。

1985年3月在我身上发生的那件事，本来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我的第二个妻子的年龄与我相差较大，女方家庭有部分成员进行干预，我在极端“激愤”的情绪驱使下与我的妻子先后服了大量安眠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严格地说，或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不是稀罕事，受罪的只是我们两个人。可是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却深感我是一个“不争气”、“扶不起来”的人。于是中文系的老朋友没有一个人来医院和我家看望过我。就是在我感到“众叛亲离”的心理压力下，冯尔康和泽华却先后来我家探望我的病情。我至今记得分明，尔康说话缓和，认为我发生的事纯属个人家庭私事，既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也无须羞于见人，因为你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应当“堂堂正正”走出去，养好身体，继续教你的书，搞你的科研。可是泽华来时与尔康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是来安慰我的，劝说我什么的，而是“痛骂”了我一大通。他一张口就说我是“胆小鬼”！说什么“娶一个年轻的妻子有罪吗？现在连门都不愿出去，不愿见人，这是你宁宗一的性格吗？”“你现在的状态正中了不怀好意的人的下怀，谣言四起，使不明真相的人相信了谣言，这才是对你最不利的。”“你一定想明白，与年龄比你小的人谈婚论嫁这算是什么错？你的大错特错是糊里糊涂地吃了三百片安眠药，结果还搞得没人生经验的小韩也吃了那么多的药！”泽华一番“痛骂”真的把我“骂”醒了。后来我在北村，在大中路上随意散步，还听到很多关于我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八卦”和莫名其妙的“段子”。听了这些流言我反而镇静了。当时就想，听了尔康的劝，挨了泽华的“骂”，我现在才知道要面对现实，听到不同的声音只会让我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幼稚和不顾后果的荒唐举动是何等严重。当然一场生命史上的磨难，又让我对人生况味有了一番咀嚼后的感悟。

我的这个“事件”，耽误了我1985年的晋升。三年后事态略为平静时，没想到1988年关于我的晋升教授又作为“后续故事”费劲了周折。最先我是听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郝世峰说，他对评委会上对我的争议确实没表态，而是泽华用了半小时“舌战群儒”，最后才投票通过的。郝还对我说，你应当感谢老刘。

其实，当时我已在东方艺术系任教，我的心态已经彻底看清看透这些晋升事对我意义不大了，十年副教授生活我已习惯了，就像我当了九年助教才升讲师一样，我一样在认真教好我自己的书。但是，从“知遇之恩”的角度我必须对泽华秉持公心，仗义执言表示深深的感谢之情。只是，我当时真的不知泽华到底怎么说服了众评委，又怎么为我“争取”到这个教授职称的。直到2017年，他的《八十自述》出版，我才看到他以他的凛然的正气和雄辩的口才，说服了力主不让我晋升的书记和校长。原来他提了三大理由：其一，关于隐私问题。自杀是一种隐私权。只要确定是自杀，就无可厚非；其二，与比他年轻的女子恋爱、结婚，只要合乎《婚姻法》规定，双方自愿，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其三，对教师的要求是不能超越道德底线，宁宗一根本不存在超越道德底线的问题。娶个年轻媳妇算什么问题。据泽华自述，他与书记、校长对话互诘近半个小时，其他评委皆作壁上观，最后投票，大多数人支持宁宗一晋升教授。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从泽华“自述”中所言，他为我 “争取”晋升问题，与我“私交甚厚”全然没有关系。他的发言，明确地表明他是按照职称晋升的标准原则、条例和职业伦理，站在公正、公平、法理的立场去发言，去和领导与各位评委交换意见的。这也是他的所有建议能得到认同、支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泽华事事出于公心的铁证。

说来惭愧，我可能是给泽华添乱找麻烦最多的一个人。我的性格中往往有率性而为，口不择言的诸多毛病。于是人群中给我扣帽子最多的词儿就是：霸气，狂妄，盛气凌人。对此，泽华肯定早有耳闻，但他又从不如此简单地看，对我意见照提无误，但对此三顶帽子他则有别解。

2000年我应大象出版社之约，编了一本随笔类的小册子：《教书人手记》。我觉得我和泽华都属教了大半辈子书的人，就顺便烦他赐一书序，以便提升一下我的小书的分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到泽华家打听一个会议的事。令我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泽华端坐台式电脑前聚精会神修改东西，闫妹半俯着身在泽华旁边指指点点。我走近一看，原来夫妻二人合作，正在给我的书序进行修改斟酌。当时我真的有点泪奔了的感觉。后来序文出来又让我大吃一惊：这篇写给我的书序，水平高当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内容构成了一篇“辩诬书”。泽华在序中一一进行逻辑的辨析。他写道：有人说老宁有“霸气”，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霸”，宁兄一没有权，又没有势，何来霸？宁兄的霸气充其量不过是尖锐、明快和针对性而已。泽华最可爱之处是深入我的性格内核，说我是一个有棱有角有个性的人，因此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争论，有说不尽的热闹。谈到我的“狂”，他明确地说在大范围内我根本挂不上号，只能作偏正词用，宁宗一只是“狂直”而已。序文中最给力于我的就是那段话了：“宁兄如同一池清水，明澈见底。同他打交道无须打哑谜，最便当的是‘一竿子到底’……。”今天我引用泽华的话，完全不是借泽华之口来一次“自我肯定”，而是郑重地说一句：“知我者泽华也！”

泽华对“在难中”的宁某，前面提到的晋升事是出于公心，秉持的是原则；而后者，是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和知心，属于“私情”吧，因为他真的探索和透视到了我的性格和心灵的内核，所以才有如此精准的把握。其中有所肯定，更有坦率的批评和提醒。我敢负责地说，在我处于最困难时敢于出手并仗义执言，泽华是必须放在我心灵深处的首位的重磅级人物。

我深深懂得，有些人的灵魂能让你记住一辈子！！！泽华，你的高贵的灵魂就是让我能记着一辈子！泽华，你才是我生命中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弟兄、挚友！

生命中的史魂：博学、思想、智慧

在泽华生命中，史学是他的永恒的追求，或曰，以生命追求学术。 作为知识精英的泽华，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他的精英立场越趋鲜明、坚定。现实关怀，批判精神，文化焦虑，是贯穿他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他深知，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一个民族没有自由的思想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抬头前进的民族；一个民族没有独立之精神，永远是世界的加工厂，而不可能是自主开发的精神或物质的主人。他也深信，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思想既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

正是基于对泽华思想的认知，我曾两次斗胆提出他的过于谦抑而没有精准的说出自己思想深处的真实的认知。第一，他的自传《八十自述》。本书在未出版前，对于这个书名我就作出了反应，我这口无遮拦的嘴当即面对泽华说：“这书名简直俗不可耐，看看吧，现在一大堆什么什么的‘自述’，我坚决反对你也用它做书名！”我不假思索地说，“咱们可以谦虚点，不称自己是思想家，但你也始终走在思考的路上呀，这是事实吧？！我建议就用这句话命书名！”泽华沉吟片刻，就同意了。这就是后来泽华在他的自传的“后记”说的那段小故事的来龙去脉。当然遗憾的是，三联编辑仍然把“八十自述”作为正题，而把“走在思考的路上”作为副题，对此我至今耿耿于怀。因为真正了解泽华的精神同道都认同他是一位史学思想家，是思想家型的史学家。他的代表性论著都达到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水平。

现在说第二条，关于“刘泽华学派”或“王权主义”学派的问题。在泽华八十大寿庆典上我一再呼吁，千万不要叫“王权主义学派”，这是容易“混淆视听”的。因为这个“学派”从始至终是对王权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所以为了明晰概念和学派内涵只能称之为“王权主义批判学派”。这是一个对“王权主义”没有任何研究的大嘴宁宗一的率真表达，但我却自信满满。因为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科学的界定。说“王权主义学派”容易被人误读为我们是王权主义“者”。而王权主义批判的核心是对王权主义持批判的立场。更重要的是批判二字绝非是简单的“否定”的词语，批判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乃是科学的分析，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的认知态度。我这段发言，泽华当场未置一词，是出于谦虚不愿表态，还是对我这些话不以为然，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不过，对王权主义始终进行批判，则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根据我保存的资料，泽华在病重期间还在电脑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中国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断变动，而其结构却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

今天的此时此刻，我在默读泽华这段带有预嘱的话语时，我的思绪一下飞转到伟大的哲学家罗素一段关于“思想”的经典论述上，罗素说： 人类对思想的畏惧远超过世上其他事物——不仅超过毁灭，甚至超过死亡，……思想无情地对待特权、既有体制与安逸习惯，……思想往地狱深处窥视，面无惧色；思想看见人类这种微不足道的生物被深不可测的沉默重重包裹，但它仍然傲视一切，宛如宇宙主宰般屹立不摇。

这两段话，在人们互相照应时，读一读，能够不浮想联翩吗？

泽华善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与当下，穿透迷雾，认知其中的本质，这是因为他能占据精神高地，以笔为旗，把洞见、思辨和理论融合为一，观照诸多现象。

说泽华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我在此还可以举两个实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巧遇泽华于大中路，我向他请教关于“清官”的评价问题。谈话间，我们不约而同地萌生了一个念头：索性来一次文史交流，把历史系的中国史教研室和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与小说戏曲研究室凑在一起，进行一次历史人物和“清官”的评价的学术讨论交流会。具体时间忘了，但记得是用了两个星期的两个下午在中文系古典室召开的。我记忆犹新的恰恰还是泽华的一段精彩发言。虽然我的笔记早已找不到了，但他的观点我还有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封建专制体制下，或者说是在超稳定结构的君主制下，“清官”不应该成为简单的、可以一味歌颂的对象。“清官”在当时专制体制下就是个“双刃剑”。在涉及文学戏曲中的“清官戏”时，他说的话更为中肯，大意是，作为文艺作品，对戏曲人物的“清官”给予肯定，无可厚非，因为他是与贪官对照来描绘和塑造的，但是文学史上的“清官”形象和“清官戏”似也不宜评价过高，原因就在于它容易遮蔽我们透视君主和官僚体制的诸多弊端，从而蒙蔽了草根民众的视线，因为戏曲小说容易过度美化“清官”形象。 泽华一席话让我脑洞大开，至今记忆犹新。可惜的是后来文史两系再没把这种传统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开创性的文史两家对话毕竟是有历史意义的。

我常想，泽华的学术智慧为什么经常早先我们一步捕捉到思潮的变异，感知学术焦点的迭出与新问题的纠结？默想时也会明白这一切和他对学术发展的积极关注，学术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历史文献的积淀有关，但是，不可否认是他的历史“发现”意识极强。这种被陈寅恪先生非常看重的治史必须有“发现意识”，对泽华来说可是最大的优势。现在不妨举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来看看。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成立国学院以后，前校长纪宝成就迫不及待地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建立国学一级学科。最早，我们只是私下议论，几乎都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可是对学术现象一贯认真而又极严肃的泽华来说，就认为我们应当公开表态。于是，泽华、冯尔康、魏宏远、刘健清、李喜所和文学院唯一的我，就联名发表了《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2010年2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一文。这篇“建议书”后来被戏称为“南开六教授宣言”。

我们坦言：建立学科一般要有特色鲜明的历史积淀、知识系统、理论构架、研究方法和课程配置。而且，目前的体制下建立国学一级学科是国家行为，把国学定为一级独立学科就必定要覆盖整个高校，会涉及学科重组、资源分配诸多问题。

当然我们也郑重声明，我们对国学列为一级独立学科有异议，并不等于反对开展国学研究。

这篇由泽华发起，六位南开教授参与的建言书，一时颇为轰动，都认为这是一篇有理有据有担当的“文献”。据说当时此文也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暂时搁置了批准人大国学院的申请要求。人们从这件不大不小的学术问题上看泽华扮演的是不折不扣的领军人物，没有他的发起，没有他的质疑精神，没有他的不畏权威，挑战权威，也许我们只会私下议论议论而已。现在，我们把看法摆在了桌面上，就又一次折射出泽华的学术风度：磊落，大气。

应当看到泽华进入古稀之年就有两大病魔缠身：心律不齐和肝硬化。他也曾几次住院治疗。但是，泽华的思考和书写却始终没有停歇一刻。这力量的来源，是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老闫和两个女儿给了他最大的温暖，另外就是他的精神同道和众多学生给予他的巨大的支持。但是若从内在找原因，治学精神的顽强当然算是主因。我认为他的学术追求的永不停止的精神，乃是因为他有一种思想者的担当，是他永不妥协的文化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使泽华一直站在创造思想，介入现实的前沿。他始终在反思规范又不断挑战规范。他所做的一切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是的，泽华的人生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了不起是他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这又让我想起来黑格尔的另一句名言：“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泽华就是一位靠思想站立起来的史学大家。他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反思，充分体现了他以生命的热忱和人生体验所燃烧了的知识，转化为深邃的思想，使他进一步透视到了，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僵硬的“知识”。真正的思想是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和重塑。对自我，思想既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泽华的几部代表作都体现了他的这种历史精神。

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支配下，我已无力细读和重读泽华多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了，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王权主义的批判已深入我心。他的知识系统，实证精神，理论思辨，积极追求新知的学术品格，已定格在我心灵深处。

还有重要的一点我要着重提出，泽华是一位真正的爱智者，而他本人的洞见，思辨和理论思维以外的另一面正是他的灵动的智慧。

学问与智慧，本不是一回事，学问是知识的积累而智慧则是一种透视，又是一种远瞻。泽华的多部批判性反思之作最大特点是他能从积淀的知识中把历史含蕴的哲思释放出来，去烛照人生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真正有智慧的史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探照灯。泽华从来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探寻历史经验和历史精神，从而启蒙世人。这是一种有智慧的学问，而非相反。事实上，我们看到不少研究者确实搜集了很多材料，但往往穷年找不到问题的核心，得不到结果，即使有点结果也往往是无关宏旨一字一辩，这就是缺乏智慧的表现。而泽华的治史给我突出印象是，他纵然研究一个较小的问题也能探骊得珠，找到核心所在。

没有想完、说完、写完的余话：

我牢记：风骨是男人的灵魂。泽华从来不是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和唱赞歌的人，他的“文革”日记，是为铁证。

泽华享受了人间幸福中最高幸福的是有尊严。正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人的全部尊严是思想。

历史学界的泰斗雷海宗先生生前有言：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

泽华没有辜负先贤的指引，他从迷惑到清醒，在痛苦中总能迸发出思想火花，真正做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就是刘泽华精神。

一点感悟：

生命是一场场告别。 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地失去所爱的过程， 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伤痛。其实，人们在追忆、缅怀逝去的至亲时，又何尝不是在重新打量爱与生命。

附识：

2017年12月中旬，泽华临出国前，曾再三嘱咐我：“消除顾虑，做好你的口述史”，“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在我的朋友中你最应该做这件事。你的充满磨难和坎坷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定时代的社会面影。”我深知泽华的心意。在波澜荣辱归于平静的日子里，我已经把口述史的工作付诸实践，在陈鑫同志的帮助下，我会把这项工作做好，给历史留一份底稿，给泽华一个交代，绝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2018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