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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中长成的南开英文系 【按】本文作于1986年,选自柳光辽等编《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另有一篇柳先生所作的《南开五年——我的家庭与教学生涯的开始》,内容略有重叠。在此文中,柳先生称:"抗战前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五年(1932-1937),不仅为我教学生涯的开始,也给我在世80余龄长期旅程中至今未能忘怀的最美满、愉快、珍贵的经历。" 月前,在邻近加州司丹福大学(按:即斯坦福大学)我们居住的孟乐公寓,来了从上海远道过访的王辛笛、徐文绮夫妇。诗人辛笛卒业南开中学,是我妹妹无垢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同学;文绮为南开大学英文系1935年级学生(按:指毕业时间),自称是我的半世纪前的老学生。看到她两位,好不高兴!与文绮同班的英文系同学还有几十位,我们如点名般关切地谈到他们的生活近况。较早,比文绮高二班的曹鸿昭,住在离此不远的康谐市,去旧金山机场接到了比文绮低二班、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来的李田意,在我们那里聚晤,有一番说不尽的往事谈。另外一件高兴的事件:今年2月,南开英文系剧团(按:当时建制是外文系)在美国表演成功,返国前顺道来司丹福用英文上演南开校友曹禺的《雷雨》。演毕,我们几个在这里的老南开,去后台访问那些比我们晚二三代的年轻活跃的演员,说明了身份和关系后,大家兴奋异常。有文为证:“演出那天晚上”,一位英文系同学返校后在《南开周报》上这样报道着,“十多位老校友冒雨而来,有周总理在校前后的老同学[1],还有我们外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80多岁高龄的柳无忌先生及夫人[2],见到我们,看了戏,他们高兴极了。”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股胶粘的吸引力把“代沟”(年代的隔阂)填接起来,那就是在国难期间长成的南开大学英文系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及其实际的表现我是乐于回忆的。 正当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时,天津南开大学(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附近)创办了英文系,我于1932年夏自欧洲回上海。此时,“一二八”沪战的创伤未愈,而伪满洲国已在长春成立,华北受到威胁,经过一番家庭会议,我终于接受好友杨石先的催请,在秋季携眷北上,去南开英文系任教,下学期,受命主持系务。当时,政局变化不测,但我对于南开学校,对于英文系的前途,却抱着极大的希望与信心。我发现该系有新兴的蓬勃的生气,还有师生亲切合作的精神。在我的理想中,英文系在大学内应担负三种任务:(1)为全校各院系服务,提高学生阅读英文的能力,以适应20世纪自西方汹涌而来的新潮流、新知识的挑战;(2)造就以英语为专业的人才,能读能讲,可以愉快地胜任需要英语的职业,如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社、银行界等;(3)培养些研究与翻译西洋(不限于英国)文学的学者,以介绍外国文学为终身事业,或更进一步,经过中、西文学的比较而从事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不用说,我是有意走这第三条路的,所以我教授英文时,试以我个人的影响,去鼓励同学们多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增进英文程度,还要体会此中的真理与情趣,并以自己所得的成果传授后人。 为实现这个目的,在南开英文系初期五年(1932-1937),我们在文字和文学方面双管齐进。有关语言的训练部分,在新闻学者陈钦仁离校后,我们请到司徒月兰女士[3],她生长在美国,在密西根大学读语言学,对教学有热心与耐心,是一位肯负责的良师;当时她主持语文教学,担任英语会话、高级作文等功课。同时,在大一英文教员方面,我们有刘荣恩(燕京大学)与曹鸿昭(南开英文系首届毕业)两位,负责改阅学生每周交来的作文卷子。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很自负地做得相当认真。更进一步,系里规定每位教授必须担任一门大一或大二功课,这在有些大学不一定能做到。比起清华、北大来,南开是个小学校,没有“大教授”,对于教员一视同仁,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特别良好,有时一直延续到学生毕业之后。南开虽无大教授,并不是说没有好教授。经过逐年调整,英文系最后的阵容相当整齐:罗皑岚教小说,梁宗岱教诗歌,我在戏剧(包括莎士比亚)之外,也讲一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皑岚是我清华同学,交情甚深,他在校读书时已写小说在刊物上发表,来南开后以在《大公报》刊出长篇创作《苦果》驰名文坛。宗岱我不认识,但闻名已久,知道他精通法、德、英三国文学,想借重他广博的学问以充实我们学生对于西洋文学的知识。除了这个文学教授的基本队伍外[4],我们另聘来系兼课的有张彭春、黄作霖(佐临)等。他们两位研究戏剧,在导演方面有特殊贡献,而南开大学的剧风在张伯苓与张彭春兄弟两位的提倡下早已盛极一时[5],实为50年后英文系剧团来美上演英文本《雷雨》的先声。另一方面,由于皑岚与我的关系,请来了朱自清、孙大雨、朱湘、罗念生等先后莅校演讲,使我们的学生能多接触外来的教授,以扩大他们对文学的视线。 在这五年中,系务蒸蒸日上,(除了为校外日军的枪炮声所骚扰外)风平浪静地进行。师生接触频繁,和衷共济,举行各种演讲、演剧、社交等活动,偶尔也发生少年同学间点缀着青春的“浪漫史”。但是作为课外活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鼓励同学们对于写作及翻译的兴趣,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报章杂志是从事文学者的实验室。这时候钱端升新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嘱我帮忙编辑该报《文学周刊》,于是我为南开英文系开辟了一个投稿地盘[6],罗皑岚哀悼朱湘的文章首载《文学周刊》,当时他还在美国,不久就来南开任教。同时,我与天津文艺界取得联络,在周刊上登载李霁野、王余杞诸人的文章,还发现了一位年轻的女作家,那时候在天津初中读书的女孩子[7],现在台湾的名作家张秀亚。后来兴趣大了,我与罗皑岚索性联合英文系同学来办一个自己的刊物。《人生与文学》,由师生合编,发表研究、创作、翻译、短论、书评等文字,并得到校外罗念生、水天同诸人的支持,梁宗岱来南开后声势更大了,此时,皑岚的《苦果》己在《大公报》上发表完毕,作为《人生与文学》丛书第一部,继之以罗念生编的《朱湘书信集》。不仅此,我去上海与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南开大学英国文学丛书,接见我的总编辑韦悫答应先出书,再谈丛书名义。返校后我陆续寄去好几部同学写作的稿件,经馆中编辑部审查出版,其中有李田意著《哈代评传》、曹鸿昭译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亚当尼》、巩思文译奥尼尔剧本《奇异的插曲》。另李田意译卡瓦德(英)的《乱世春秋》,因中日战争发生,未能印出,稿件遂遭失落:我曾与曹鸿昭合译莫狄与勒樊脱合撰的《英国文学史》,始于1934年,亦因战事延误,于抗战胜利后(1947)方印行问世[8]。至此,我在南开英文系所做的工作亦告一段落。 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驻海光寺的日军遂荷枪实弹地开进学校大门,把校舍肆虐焚毁。消息传来,在上海度暑的我们为之愤怒震惊不止,却也为政府抗敌御侮的决心觉得民族有复兴的生机而奋激起来。在八年抗战期间,我仍守住教书的岗位:从上海历险去长沙,参加临时大学在南岳的文学院;又随校迁昆明,此时学校已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后来去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至友范存忠主持的外文系。当时,与此后在美期间,我总是念念不忘在天津南开的一段生活,尤其是对于英文系怀念甚深,觉得这五年的努力不是白费的。并非自我安慰,事实就是如此。五年虽为期甚短,但是当时我所教的学生,后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及其他职业能立足而有成绩的不在少数。对于我,最大的愉快,即在个世纪后的今日,颇有南开英文系及他系同学,在美国及国内的,与我继续保持联络,时有往回,或偶尔过访;或长期通信;亦有与我合作着从事中英文课本的编辑,或英国文学的翻译,以至今日[9]。更可喜的是,当年我们在国难期间为英文系创业,固然“表现着南开的不畏强敌、迎风顶浪的精神”,但哪能比得上现今国家统一,学校稳定,而南开也随着时代在患难中成长的事实。作为南开英文系硕果仅存的当事人、目击者,我愿意就记忆所及,把我自己的经验与感想记录下来,向历史作交代、并与系里先后的师生,共同勉励着继续此种英文教学的优良传统而发扬光大之。 1986年8月8日,美国加州孟乐公园 注释 [1]宁恩承,早期南开大学毕业生,曾任东北大学校长,与张伯苓校长友善,有《张伯苓创办南开的业绩》一文,为南开校史的初期文件。 [2]英文系第一任主任为陈逵,就职一年半,自1931年秋至1932年冬季。至于第二任主任的我,现在虚度80。 [3]抗战胜利后南开在天津复校,司徒月兰曾任系主任多年。 [4]当时在南开英文系任教后来离去的,尚有李唐晏(耶鲁)、赵诏熊(哈佛)两位,亦是清华同学。 [5]参阅曹禺(万家宝)《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活》,载《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页221-225。 [6]参阅郭沛元《忆五十余年前的南大英国文学系》,载《南开校友通讯》第7期,页41-43。 [7]张秀亚在寄赠给我的《北窗下》(首届中山文艺创作奖散文得奖作品,1962年初版,1983年23版)的首页上题了几句话,自称“当年那个初中的女孩”,我与她亦已半个世纪没有通信。 [8]此书始译于1934年,1937年完成前半部,曾由水天同(昆明英语专修学校校长)、罗念生(四川大学外文系主任)、陈麟瑞(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诸位校阅,订正不少错误。后半部在抗战期间译出,工作时断时续,延至1941年完成全部初稿。后经教育部大学用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列为“部定大学用书”于1947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9]最早,在抗战期间出版有柳无忌、张镜潭、李田意合编的《现代英语》6册(重庆开明书店,1945);后来在美国,有柳无忌、李田意合编的《现代中国文学读本》3册(新港鲁大学远东出版社,1967-1968)。现在计划中的有《英国浪漫诗选集》,编译者有南开老教授、老同学、现任教授,如天津的张镜潭、倪庆饩、周永启,上海的黄燕生,美国的柳无忌、曹鸿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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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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