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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童年的回忆 一．威严的祖父 我的祖父张伯苓是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876年生于天津。我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是祖父的第十个孙辈，第八个孙女。按照家里的习惯都要请爷爷给起名字。听母亲讲因为孙辈太多了，尤其孙女也太多了。所以爷爷很随意的说就良好的良吧。我后来常常想我就连个"优"都够不上。
我五岁时祖父去世了，小时我眼里的祖父是非常威严的老人，身材高大带着深色茶晶眼睛。很少和我们孙辈说话，只有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例外。因为他是爷爷奶奶眼前最小的孙子，也是大家公认的能吃能睡的乖孩子。常看到妈妈在一碗稠稠的稀饭里用玻璃吸管滴上几滴又腥又臭的鱼肝油（那时还没有鱼肝油丸），看着他乖乖一勺勺地喝下去，全家一片赞叹。爷爷看着他也总是笑脸。 我的堂姐张媛庆(因为生在重庆，爷爷就给她取名媛庆，她是专业排球运动员，也是郎平的启蒙教练。)小时非常乖巧可爱，爷爷常常被请去为学生证婚，就常带她去当花童。我问她爷爷是不是会和她多说话，她说只记得爷爷非常严肃，很少说话。 父辈对祖父也非常敬畏，我父亲行三，大伯父，二伯父都是非常风趣幽默的人。对我们子侄辈都非常和蔼，喜欢和我们开玩笑说笑话。但是对祖父，他们都非常敬畏。 记得母亲和二伯母常提起一件事，因为祖父不吸烟，大伯父和二伯父当着祖父的面都不敢吸烟。有一次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里，二伯父边走边吸着烟，没想到在转角处突然遇上爷爷。他赶紧把烟卷攥在手里，爷爷站着和他说了好一会话。等爷爷走后他张开手看，手上烫出一溜大燎泡。妈妈说爷爷一直也不知道这事。 我大约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吃饭坐在爷爷和大伯父对面。爷爷和父辈都爱吃带皮的红烧肉。看见爷爷指着扔在桌上的一块肉皮对大伯父说:"为什么不吃。"大伯父尴尬地陪笑着说:"我嫌它上边有点毛"。爷爷简短地说:"吃了!"。大伯父乖乖地夹起带毛的肉皮吃了。这顿饭我也被吓得没敢再吃什么。大伯父那时大约五十多岁了。
二．南去重庆南开中学 我对爷爷印象最深的是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三号时的情景。也是电视剧《张伯苓》中祖父和蒋介石会面的场面，但是实际的家里住居远比电视剧里的简陋的多。 后来回北京住在傅作义家的半年，回天津租房居住一年多里，都不如这个时候离爷爷近，印象深刻。 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是教职工宿舍，是按照北方习惯建的小四合院，房子都比较豁亮宽大。不同于四川重庆窄憋的小楼。每个小院一溜平房。一间大堂屋两边是厢房。东边是爷爷奶奶的卧室，西边是我和母亲弟弟，两个大伯父家堂姐的卧室。二伯母带着她家的五个孩子住在后边一个院子里。中间大堂屋东边放着爷爷的大书桌和两只大藤椅。书桌也是奶奶和爷爷的饭桌。西边一个大圆桌是伯母母亲带着我们这些孙辈吃饭，做功课，包饺子，作杂务的地方。墙边是两把木头的长椅，那是给客人坐的。 早上祖父去上班，回到家里就在他的书桌上读书写字。祖父有时叫母亲过去，他口授让母亲替他写信或文章。祖父夸奖母亲是他的秘书。 傍晚时常看见祖父祖母在暮色中拄着拐杖去校园的池塘边缓缓散步，晚上常有客人来坐在木头长椅上和祖父欢谈。 我那时还上幼稚园，看着爷爷奶奶龙锺的背影觉得他们很老了，其实他们那时也就是七十多岁，今天我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有时在早饭前，爷爷坐在屋前廊下，让大堂兄在他面前读书。爷爷板着脸，大堂兄战战兢兢。我爬在窗台上看他们，更觉得爷爷的威严。 大堂兄是学校话剧团的台柱子，演技超群（后来他参军南下又参加抗美援朝，染黄了头发成了文工团里演美国兵的专业户，得到了老美的绰号），为此大约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 我上的附属幼稚园在学校门口，也就五，六个孩子，记得时间大约是解放前。因为有一天下雨，有一个同学穿着粉红色的玻璃雨衣来了，（我们那时代把尼龙制品都称为玻璃的，如玻璃丝袜）我们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她很自豪地说是爸爸去美国出差带回来的。我不喜欢幼稚园，呆一会就闹着要奶奶要妈妈。老师也挺烦我，过一会就让幼稚园的做杂务的女工背我回家。记得临走时还常嘱咐一句："看看校长走了吗"。她大约怕祖父觉得她失职，其实我也一样怕爷爷看见我逃学。 我们家的邻居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长喻传鉴和大女儿一家。他大女儿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子叫大咪咪，小的女孩叫小咪咪。小咪咪比我大些可能已经上小学了，因为我不常看见她。她带我去过他们家。在我那个年龄对不同的家有不同的温度感。我们两家房子格局完全一样。但是爷爷的威严和简陋梆硬的家具让我觉得家里是凉飕飕的。儿时的感觉小咪咪家是紫色丝绒色的暖暖的，也许他们家是久居在那里家具都是比较舒适的缘故。尤其她给我看了她洋娃娃的家，洋娃娃躺下会闭眼，洋娃娃还有一个非常华丽紫色丝绒的床。后来我才知道她爸爸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玩具都是她爸爸带回来的。 我妈妈的表哥，我外婆姐姐的儿子，那时是国民党政府四川军区的空军司令，他家住的是重庆那种窄憋小楼。我最不喜欢他们家，那些军官太太们凑到一起就是打牌，在我们家打麻将这种事是绝对不会有的。我觉得他们家是潮湿又闷气。他家里似乎有很多孩子，他们都讲我听不太懂的浓重的四川话，也不怎么搭理我。我妈妈却非常喜欢去，她觉得到那里比我们严肃的家自在放松。 我非常崇拜小咪咪，她教给我如何从叶子辨别哪里可以挖出芋头。有一次她带我到学校角落上打更人住的的小屋前。在我那个年龄我心目里的打更人，就是那个每天在幽静的黑夜里敲着竹梆子走过的，面目不清的如幽灵一般的人。一想白天他就在这个幽静小屋里睡觉，心里就觉得很恐怖。小屋前有一片比我们还高的灌木。小咪咪小声告诉我这是泡泡叶。她偷偷摘了一把树叶，带着我飞跑离开。然后我们坐在她们家门口的台阶上。她把树叶下边咬开一个小口子，然后往里边吹气，叶子就变成了一个圆圆的小气球。我佩服的不得了，除了气球好玩，再有就是佩服她敢去幽灵一样打更人的小屋的勇气。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转悠，居然走到了打更人的小屋前边。看见五六个大男孩子说说笑笑地在那里摘泡泡叶，他们长得很粗壮，讲浓重的四川话，服装上看着就不像南开中学的学生。我比树矮，他们看不见我，我偷偷摘了三片树叶一口气跑回家。坐在台阶上，费了半天劲只在一片叶子的开口处吹起一个小泡。后来我问过我妈妈和堂兄姐以及四川籍的同学，他们都不知道泡泡叶是什么植物。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小咪咪，问她许多当年的事情，芋头泡泡叶. . . . .不知道她还记得不记得当年那个紧跟她的邻居的瘦小女孩。 我侄子今年去重庆南开中学参加活动，听他讲我们住过房子现在是校史馆，而喻先生故居是校友会了。 这是五零年在重庆南开中学住所前的合影。那时大伯父母及他家两个堂姐留在北京，二伯父和一个最小的女儿和我父亲留在天津。照这张像那天我们正要吃桃子，每个人分一个。突然招呼我们照相。大家都放下了桃子，只有我和弟弟不肯放下。照片里他坐在爷爷腿上在啃桃子。我倚在奶奶身边拿着桃子。记得桃子很硬有毛。
第一排左起二哥张元胜，弟弟元龙和爷爷，我和奶奶，堂姐媛平. 第二排左起妈妈瞿安贵，堂姐媛蓉，堂姐媛真，大哥元竞，堂姐媛美，堂姐媛和，二伯母叶磊泽。 如今在世的只有媛真，元胜， 媛平，元龙，我元良(从初中起，我就自作主张地把"媛"改成了"元")
三．北归 重庆是1949年底解放的，祖父拒绝了蒋介石去台的邀请，留在了重庆。记得第二年的春天大堂兄张元竞，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是我们这一辈的长孙，参加人民解放军随着部队南下了。 五月份周总理安排飞机送祖父祖母回北方。我从小一直在祖母身边受祖母庇护，是个除了祖母连母亲在内人人不待见的讨厌鬼。当看见祖母坐进接他们去机场的小汽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担心地看着我时，我不由嚎啕大哭。 剩下的是母亲，二伯母，带着四个上中学的堂姐，一个上小学的堂哥，上幼稚园的我和一个堂姐，还有二岁的弟弟。另外还有南开大学教授杨学通的小姨子，一共十一个妇孺开始艰难北上。那时似乎还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祖父的社会地位和我们来重庆时不能比，能由政府出面接他和奶奶乘飞机北归已属不易。但是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和二伯父不来接我们，却让母亲他们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带着四个青春美丽的少女和四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如此担惊受怕地北上。 五十年代北上的行程是从重庆坐江轮去武汉，再由武汉乘火车北上，历时半个多月。一上船，母亲他们就傻了眼。在船舱外的甲板上全是国民党的降兵或俘虏，他们乱七八糟地席地而卧。我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挤在一间大船舱，窗户紧闭。大人们和四个大姐姐小声地商议什么，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四个小的也被吓得不敢作声。还记得大伯父家的媛和二姐带着哭声说："那我又该倒霉了"。媛和二姐去年已经作古，我再没有机会问她当年这些事了，问他们当时在讨论什么。照片中四个大堂姐已有三个人去世了，只 不过好像后来一切有惊无险，大伯父家的媛美大姐，媛和二姐住进我们隔壁的一间小舱房。媛和二姐是个运动好手，她房间的墙壁上一定会挂着她的球拍。我看见她住的船舱墙上又挂起了球拍。母亲似乎不太敢靠近窗户，我和弟弟每天扒在窗口往外看。弟弟刚会说几句话，喜欢和外边的大兵们搭讪。我注意到有一个兵，和别人比灰色的军装穿的非常整齐，端正席地坐在甲板的一个角落。引起四岁的我好奇的是他那铁青的脸和整整齐齐打着人字形的绑腿。周围的兵似乎都很怕他，吃饭时一个麻脸的兵小心翼翼地把 那是新旧交替，沧桑巨变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这次顺江而下的船旅，母亲他们的惊恐，船上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们多年来一直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我们到汉口下船，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妈妈，二伯母带着我们上街逛。我看到商店的橱窗模特人形穿的是有腰带列宁装，是那年最时髦的女性时装了。和我们在武汉会和的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要给他太太买一套，看见她在店里试穿，不记得后来买没买。从武汉我们乘火车北上到达北京和先期到达祖父祖母和从天津赶来的父亲重新聚首了。
四．暂留北京 祖父母被周总理接到北京后，因为担心祖父回到天津，南开学校激进学生们会斗争祖父，周总理决定留祖父暂住北京一段时间。祖父的好友傅作义先生把他小酱房胡同的二层小楼腾出来借给祖父住，全家搬到东城的一个四合院住，还把厨师和服务人员留下来。因大伯父二伯父在北京都有家，所以我们到北京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随祖父母一起住到傅先生家。 我只有在吃饭时在饭厅看见祖父母，饭厅倒是摆设齐全，过道和大多数的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家具。我和母亲弟弟住的房间好像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把椅子。院子里看见的那些服务人员都是男性，妈妈把他们叫马弁。印象里妈妈总是在房间里大铁盆里洗衣服，可能是没有女性保姆或她不好意思麻烦傅家的保姆。妈妈有时在院子里和马弁攀谈，后来听妈妈对我们讲，马弁说北京解放前不久，傅先生的大女儿回到家里，在书房里关上门和傅先生谈了很久。她走后，傅先生拿手电筒狠狠地打自己的头，把手电筒都打瘪了。 我们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祖父要求回天津。父辈很担心祖父回津会被为难，周总理说他已经托付天津市长黄敬照顾祖父，并设宴为祖父送行。
五．回天津却回不了南开 记得一回到天津后父亲母亲就忙着找房子。因为祖母是小脚不能爬楼，想找一楼有卫生间的房子。最后租到了大理道37号。 关于张伯苓故居说几句。现在天津宣传五大道的资料里常常提到张伯苓故居在大理道37号。更有的宣传资料把原来一处旧王府的豪宅指成"张伯苓故居"。其实大理道37号那个房子是我父亲租的，大约租了一年左右。祖父那时已经没有任何收入。祖父是在那里去世的，丧事也是在那里办的。祖父去世后，我们就搬离大理道。但是那不是祖父的房产，也不是父辈的房产。祖父一生四处化缘办学，他如有钱在五大道置产，他也就不值得后人尊敬了。 我觉得祖父的故居应当是天津城里电车厂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张学良曾乘汽车访问祖父，在土路上转来转去也找不到的南开大学张校长家。祖父故居是个三合院，父辈都在那里出生长大。小院收拾的非常整齐清洁。父亲说奶奶非常勤快，经常自己爬高擦玻璃，直到有一次伤了腰才请人擦。每天晚上奶奶一定把客厅收拾干净，茶碗茶壶都洗干净。因为爷爷的客人多，不管多早有客人来访，都可以请客人进到一个窗明几净，有热茶水招待的待客间。小院里有单，双杠，石锁等物供父辈锻炼。听父亲讲祖父还专门请了沧州的一个老武术师教他们武术。每天清晨带着他们练举石锁，舞大刀。直到日本入侵华北，天津沦陷，祖父母和父亲一直住在这三合院里。 天津沦陷前夕，祖父在南京，父亲把祖母送进租界以防万一，自己留在家里看家。天津沦陷日寇进城炮轰南开，市政府和城区。父亲得到消息日本宪兵要来抓祖父，急忙离家。慌不择路，有一个老太太邀父亲一起走。父亲跟在他后边，一个炮弹打来，老太太头部中弹死在父亲面前。父亲说那时心里悲愤万分，感叹古人讲的"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那时难民涌向租界，租界把守很严，父亲进不去了，在外边转悠了两天。一个祖父的朋友，原来天津有名医生杨济时的哥哥家在租界内，他托他的朋友让父亲装成他的随从进租界。父亲身高192，本来就长得凸鼻凹眼，再加上两天没剃胡须。租界的守兵以为他是穷老俄给人当随从的就让他进去了。在租界和祖母会面，以后与祖母，大堂兄一起辗转去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返回天津，住进了南关大街二六八号宁家大楼, 此房为校友宁君谦捐赠,作为南开大学教师的校外宿舍。经修理后迁入 。祖居被丁懋英医生借去开诊所。解放后她去了台湾，祖居的房子就算敌产了。我对寧家大楼还有印象，记得院子里有一个大铁门，爷爷回来时铁门开闭声音很大。爷爷不在家时，有奶奶的宽容，允许我爬到他的大书桌上玩他的东西。大书桌非常整洁宽大，有一方檀木盒子的大砚台，笔架笔筒，红蓝铅笔，茶晶眼镜。只要一听见大铁门响，我立刻爬下椅子跑开。大家都知道我的毛病，有时故意小声吓唬我“爷爷来了！”，我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溜下高高的椅子逃走。到重庆时我就不太敢了，因为那小院子門是常开着的，爷爷回来是没有什么大动静的。我可不敢面对爷爷威严的目光。 祖父回天津，祖居没了，南开的宿舍也进不去了。祖父母先寄住在原南开大学校董卢木斋的儿子先农公司经理卢开瑗家，我父母带着我们借住在南海路张庭鳄（原天津市长）的房子里。父亲想给祖父安排个好一点的住处，那时找房子好像也很不容易，要"倒底费"。我记得常和父母一起乘三轮（洋车）去看房子。最后在卢开瑗的帮助下租下了大理道37号，在一个很深的胡同里三层楼房。 大理道37号原来住的是一家犹太人，房子里有现成的家具。床是席梦思床，我记得我还是第一次睡这么软的床。但是早上到爷爷奶奶屋里去请安时，看见爷爷奶奶都睡在地上，他们不习惯睡这么软的床。后来给爷爷奶奶另外订做了两张加长藤子屉的床。因为爷爷身高1米85，奶奶1米72。 住到大理道后，我记得爷爷常常坐在一楼的客厅里，不像在寧家大楼和重庆南开中学时，常常坐在大书桌前。爷爷好像也没有了办公专用的大书桌了。那时南开学校不准他进去，他没有了工作也无需用红蓝铅笔批示什么，用毛笔写什么了。好在那时家里客人还是很多，每到客人来时爷爷还是很高兴的谈笑风生。没有人来时，他有时一人静默地坐在客厅里。那个年龄的我觉得高大魁梧的爷爷坐在那里就像一座山，威严弥漫在他周围的空间，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总是很小心不走进他的视线里。
前排左起奶奶，我，爷爷，弟弟后排左起妈妈，爸爸 这是爷爷去世前几个月，祖父母与我们一家合照了一张照片，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拍照。他过世后拍了些遗照，应在天津弟弟处留存。我记得他闭目躺在灵床上，不戴平时常带的茶色眼镜，面颊塌陷满面白胡茬。五岁对生死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只觉得爷爷已没有往日的威严。祖父去世后，派出所特批可以在家停放一周（可能是当时天津市长黄敬的指示，他也是南开校友）。我们孙辈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的蒲团上守灵，大人教我们吊唁的客人来时如何磕头。弟弟太小在那里呆不住，所以我记忆跪在那里的孙辈我最小。开始几乎没人来吊唁，我闲得在蒲团上打滚，后来周总理来吊唁后，来吊唁的人就很多了，我们就忙得磕头如捣蒜了。出殡时父辈披麻戴孝步行，我们孩子和女眷坐在马车里。从马车里可以看到送殡的队伍很长望不见后尾，都是南开的校友和教师以及祖父的故旧。祖父遗愿希望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当时的政治空气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家在河东有祖坟，祖父本可以葬在祖坟里。但是父辈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实现祖父的遗愿，所以把祖父葬在离南开大学最近的吴家窑永安公墓。墓碑是一个不显眼的木头牌子。也是期望不远的将来可以送祖父再入南开。以后有校友去吊唁抱怨几乎找不到祖父的坟。几经辗转祖父母的骨灰终于归葬南开园，愿祖父的遗德和遗愿能守护住南开大学八里台这块文化和教育的土地，守护住南开大学以至天津大学的校园不被房地产开发的滚滚红尘蚕食吞没。 五大道是天津的瑰宝，旅游的资源。是许多名人，名流，政要的产业和故居。但是作为张伯苓的子孙，我觉得还是不要称大理道37号为"张伯苓故居"好。故居应当在老城里那个小院，但是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六．姑奶奶和父辈的轶事 先说姑奶奶张祝春。 祖父的有一个姐姐早逝了，一个弟弟张彭春曾任南开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付主席。一个妹妹张祝春。还有一个没有户口的泥娃娃三哥。 叔祖张彭春因一直在美国我没有见过。姑奶奶张祝春我却很熟悉，她常住北京大儿子家里。每年都来天津我们家里小住。我喜欢听她给我讲爷爷，九爷(张彭春)，父亲兄弟们的老事。印象最深的是她讲她自己的婚姻。姑奶奶是天津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做过教师。她丈夫马千里是天津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周恩来的好友，邓颖超的老师。两人结婚时破除旧习，不要彩礼花轿，在普育女学礼堂举行简单隆重的婚礼。轰动当时天津社会。 报刊和网上都说祖父很欣赏马千里的才干，把姑奶奶介绍给他。但是听姑奶奶说是马千里提出想和姑奶奶张祝春交往。祖父回家告诉姑奶奶，并要求姑奶奶和马千里通信。姑奶奶说那时的女孩子哪有勇气和男人通信啊! 她哭着说写不了。爷爷很生气，说如果不写，就回绝马千里。姑奶奶为难得直哭。这时她弟弟，我的叔祖九爷说：我替姐姐写吧。 九爷是个有名的大才子，南开话剧的台柱子。我想象他替他姐姐写的情书不知会有多精彩了？！他一直代写情书直到他去美国留学，才由姑奶奶自己写。不知道姑奶奶丈夫看到情书文风突变会有什么感想。不过姑奶奶夫妇一直琴瑟和谐，不幸的是马千里英年早逝，未能与姑奶奶白首偕老。
关于父辈与祖母。 在父辈年幼的时代婴幼的死亡率很高，祖父母有好几个孩子都是幼年时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儿子。父亲行三，中学时就染上肺结核吐血。全仗祖母精心照料活了过来。大伯父比二伯父年长6岁，比四叔年长12岁，记得二伯父和父亲似乎对大伯父有些敬畏生疏，我看见过二伯父和大伯父说话时都称呼"您"。但二伯父和父亲之间也许年龄相近却显得更自然亲密些。 奶奶说在大伯父考上清华去北京上学前，每天晚饭后由他监督三个弟弟做功课。他坐在大桌子一侧三个弟弟坐两侧，他确实用大哥的权威制住他们。大伯父离家后，奶奶坐在大伯父的位置，一边做针线一边看着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表面在做功课，其实在桌下用脚互相踢来踢去。奶奶说我就狠狠地踹他们，但安静不了一会就从新开战。奶奶体罚他们的办法是按住拧屁股，因为屁股肉厚不要紧。 爷爷一般不管家里事，一切交给奶奶，但却不同意奶奶体罚。有一次奶奶因为拧爸爸他们屁股自己的手崴了，爷爷开玩笑的对奶奶说这是上帝对你的惩罚。 家里只有爷爷自己入了基督教，奶奶和父辈都没加入。奶奶惩罚爸爸他们的另一个法子就是:"你们谁不听话，这礼拜日就让谁和你爸爸去教堂做礼拜去"。爸爸说他们小时都特别怕去教堂，毕竟在那个年龄的男孩子让他们跟着严肃的父亲，去教堂坐半天不能动，是挺乏味的事。我奇怪的是爷爷自己信教并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职务，却为什么从来没有让晚辈们信教呢？ 奶奶善于勤俭持家量入为出，一家的衣物都是自己做。奶奶给我们讲过一块大洋换多少铜子，一天用多少铜子都计划好的。父亲他们上小学，中午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吃饭。奶奶每个人发给他们几个铜子，爸爸说奶奶给的很抠，晚上回来还得报账。 父亲记得四叔才六七岁，剃个光头，小小的个子（长大后可高2米多）每天背着手在奶奶面前扭着身子唱歌似的报账:一个子的干饭，两个子的炒菜，还有一个子的小蒸食（我小时也有大约三分钱一个小蒸饼，有豆沙，枣泥，红果等。） 听二伯父说爸爸很会节省，常是买一个肉包子，一个烧饼。先把包子皮吃了，再用烧饼夹包子馅吃。 父亲为四叔做了一个大相册，相册很精致外套是皮质的，上面有龙的凸形。相册第一张是四叔穿着空军军装的佩着短剑的戎装照。相册的底纸是黑色的，父亲用白色的笔写下对四叔的悼念，对日寇的仇恨。后面数页是四叔在部队里训练的照片。有坐在飞机里的，也有和战友背着步枪训练的照片。身高二米的四叔和他的那些战友比，好像是大人带着一队小孩子一样。那时代的国民党空军的战斗机就像现在洒农药的双翼飞机，轻巧单薄。身高二米的四叔如何坐进驾驶舱的呢？这些照片大约是四叔为了慰籍思念他的父母寄回来的。父亲把这本相册藏在柜子里怕奶奶看见，但有一次我看见奶奶找东西在柜子里看见这本纪念四叔的相册，奶奶关上门哭了一场。我父亲痛苦地回忆说，我四叔牺牲时，南开刚刚被炸，国恨家仇让祖父（张伯苓校长）五内俱焚。当时祖父用沉痛而刚毅的声音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天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没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文革来临时，我和母亲都很怕这个相册会招来祸事。但是父亲坚决不准销毁四叔的照片，他说四叔是为国牺牲何罪之有。但是这本相册真的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天津十六中和市一中的红卫兵看见这本相册，就要父亲交出照片上的步枪，交代照片上的飞机的下落。有一个男孩子拿起一个硬木茶几的腿朝着父亲的头狠狠砸下去，如打中十有八九会被打死。父亲说要感谢当年祖父为他们找的沧州的武术师教给他们的武功，他立刻运气用胳膊挡住了硬木桌腿，硬木桌腿居然断成两截。因为父亲一直高声抗议，街道代表进来阻拦才躲过这场灾难。 相册和家里的家具衣物都被抄走了。那时的抄家的衣物和大件家具有的送进了仓库，有的就被拍卖了，文物许多不知所终。四叔的相册和祖父的相册都被放在一个大柜子里被送进了一个仓库。运动后期这个大柜子被发还了，相册完好无损。去领东西时，仓库的负责人在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告诉母亲，他是四叔的中学同班同学。他看见四叔的相册就加了小心，每年都注意防潮保护。 感谢他的好意，祖父和四叔的许多珍贵照片都保留下来了，成为今天研究祖父教育思想和追念为国捐躯四叔的珍贵资料。可惜当时我们也不敢问他的姓名，他也不敢让别人知道他的善举。以他的年龄现在可能已经作古，只能在这里对他表示说不尽的感谢。 张元良 【附：抗日烈士伟大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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