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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钩沉忆恩师 -- 忆李霁野先生 常耀信校友 7/2009 每当有点闲暇,总原取出旧相册看一看。相册前面有几张前面坐着李霁野先生。 时间最近的一幅摄于1996年。那是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从国外回来去看望霁野先生。 当时先生已九十有二,但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爽朗,耳聪目明,谈风不减当年。我们促膝长谈。老人虽已久不视事,但投入心依然如前。一说起外文系就滔滔不绝,感情激动。他在南开外文系(现外语学院)任系主任多年,带领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我们能有今天的声望和成就,霁野先生当记头功。先生对外文系的感情非同一般。他认为南开和外文系应该走在前面。就说文革以后吧,是他力把南开外文系推向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前列的。是他积极参与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学会的构想与组成,使南开成为该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是他眼观六路耳闻八方,时刻注意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力使南开外文系走在该领域的前面七十年代末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当时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件盛事。国内前几所大学及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诸位大老荟萃一堂,影响很大。这是霁野先生的功劳。后来先生年事渐高,欲从该协会常务理事的位置上退下来。 他先嘱我代表他参加理事会会议,鼓励我发表研究成果,继而向理事会提出让我担任常务理事的建议。几年后我担任了该协会的副会长。先生得知后颇有欣喜若狂之状,情景煞是感人肺腑。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回复与发展阶段。学术界首先与国外研究状况接轨,介绍了不少新作家新作品新思潮。霁野先生虽已近耄耋之年仍外出参加会议并及时向我们传递信息,使我系不断创出新成绩。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一天他约我谈话,询问我的教学与研究情况。他谆谆嘱咐我要在短时间内拿出像样的论文来,参加美国文学全国年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他并特别强调“南开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了”。 后来我系个专业果然不负所望,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先生特别高兴,立刻在教师会上大肆表彰,并向有关杂志大力推荐。1979年秋各系举行学术讨论会,我当时有一篇文章要宣读。殷出登大雅,心里着忙。可当我见到霁野先生坐在前排正中,面露亲切的笑容,我突然感到胸有成竹,声音也洪亮了。 谈到霁野先生都我们年轻一代的关怀和鼓励,迄今想起仍然常有唏嘘之状。比如他对我的教学情况一直十分关注。不仅时时提醒,而且稍有些许成绩便立刻鼓励和表扬,记得70年代末有一天早晨八点上课,发现教室里坐满了人。我一眼望见坐在前面的有霁野先生,他还请来了河北大学外文系和天津外院的老师们。我虽然知道那天是观摩课,但那是教学正常安排,绝未料到会有这种阵势。但先生的鼓励眼光增加了我的自信。我也忽然意识到,从同学们的表情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课堂活动实际也在表现南开的教学水平。于是在一般认真之外又平添了一种使命感。 霁野先生很注意培养年轻人。南开外文系的文学史在文革前由霁野先生和李宜燮先生先后讲授。文革後二老年事已高,作为系主任的霁野先生开始张罗这门课的回复开设事宜。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日下午他找我谈及此事,后来又送我他的一部藏书,要我准备开课。当他看到我表示为难时,就鼓励我并指出,南开应在首先开设此课之列。后来在我备课过程中多次给予及时而必要的帮助,使我能在半年内准备就绪,填补了我系课程设置中的这个空白。霁野先生是有成绩必赏的。他在公开和私下谈话中多次高度评价系里同人所取得的进步与成果。比如哪位在名杂志发表了文章,哪位在翻译界已初露锋芒,哪位在某领域正进行着契而不舍的研究等等。不仅如此,他在教师晋升和提资方面,为我们做了感人的努力。就说我吧,70年代末学校里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件大事是组织学术委员会。当时我是助教,但霁野先生仍把我选入系学术委员会。在行政楼前告示牌显赫位置上张贴的各系学术委员会的名单里,我大概是全校唯一的助教级学术委员。后来又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霁野先生对我们一批中年弟子的培养和提携,对我们的成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霁野先生的言行和与教诲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言传的。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60年代初外文系的迎新会上。当时先生讲话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话题严肃但词语诙谐,不时令人捧腹。那一副和蔼可亲的学则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我们说到那次讲演,霁野先生教诲说,凡是讲话,授课,一要言之有物,又要让人赏心悦目,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做到这一点就要悉心准备。后来我有幸菾任系主任职,凡有公共场合或应邀到某处讲话,每次都诚惶诚恐,必力求达到“言之有物,赏心悦目”才敢上台。多年来在授课方面,也是努力充分准备,以求获得先生的八字效果。每当忆及此处,我就新潮澎湃感慨万千:老师,老师,一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竟如此之深,如此之长! 我在这儿还要说说他对我们的健康的关怀。他经常说要把事情办好,必须有个好身体。他提出“有效休息论”:就是出坚持锻炼外,读书与写文章时,要每小时起身松弛十分钟。我多年来一直严格照做,深感受益匪浅。据我所知我的同辈中有不少人也遵循了先生的这一教导。 现在再回到1996年那次午后谈话,期间先生讲到我们这代人所取得的成绩。他如数家珍,那一份兴奋和骄傲溢于言表。最后他深有感慨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理啊,永恒的真理啊!” 多年来和先生的多次谈话中, 我曾听过他对我们的多次鼓励,但这是最后一次对我们做晚辈的成长所表示的满意,肯定的话。语意之深沉可令人终生回味,咀嚼。我们当然远未做到“胜于”,但从先生的口中说出,就别具一番韵味。它也表示出先生的谦虚,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现在先生业已过时。每当回忆起自己能和这位全国闻名的诗人,翻译家,教育家接触多年,当面聆听他的多次亲切教导,就感到真是三生有幸,鞭策自己再接再厉绝不可有半点松懈,方可对得住先生的这一番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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