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生茂先生驾鹤西去，他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以及学界同仁，无不感到痛心。当时我写了八个字来表示我对他老人家的悼念：恩重如山，师范永存。
我有幸拜识杨先生已经61年。1949年秋，我进南开大学文学院念一年级，在外文系。杨先生是历史系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都住在六里台北院，故 而他也认识我。以后我参加了工作，遇事曾经向杨先生请教，得到他热心的指教和帮助。但是真正获得杨先生耳提面命的机会，还是近30来年的事。为什么说杨先 生对我恩重如山？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没有杨先生的指导、帮助甚至批评， 就没有后来这样做美国史研究工作的我。他对我的关心，一以贯之，未尝稍歇。杨先生走后我曾给令侠写信说，“今生今世像他那样心心相印的知音（长者）是找不 到了。”斗胆借用李白的话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荆州已矣，小子如何？！从此，“恩重如山”的种种，只有永远放在心底深处了。
然而“师范永存”却是一定要多讲一点的。杨先生作为学术上的良师、生活上的益友，在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许许多多令人景仰的品质当中，最最使 我不能忘怀的便是他的民族意识。杨先生的民族意识起自民族忧患。先生生于辛亥之后、五四前夜；少时亲见列强欺凌、军阀混战；及长又逢敌寇入侵，弦歌难继； 二战期间，他身在异国他乡，梦萦故土；回国所见，衰象一片；九州巨变，令人闻鸡起舞。如此的环境和经历，在一般人未必会如此刻骨铭心，但是杨先生作为一个 杰出的历史学家，鉴古比今，经过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将自己对于民族命运的感悟上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于是，不论治学、为人、处事，民族意识成为他重要的指 导思想。即便遇到坎坷，也是矢志不移，直到他了却世情，撒手人寰。终其一生，他身体力行的是做一个不媚俗、不谄外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猜想，这大概就是 为什么他要说，如果有来生，“民族意识还可能是一生思想的载体”的缘故。这样的民族意识，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不是称王称霸、恃强凌弱，而是对民族危 亡有充分的警惕，对民族兴盛有足够的清醒。 这是绵亘数千年中华民族魂魄的延续，又有着先生作为现代人自身的内省和体味，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治美国史，也就是研究、阐述和教授当今世界上唯一的 超级大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正是极其需要这样的民族魂吗？杨师，杨师，魂兮归来！
马蹄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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