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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黄钰生(字子坚)同志
在30年代中期,黄钰生同志和我就认识了。 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我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我想约他到女师任教, 但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实现。 英文系一届演英文剧,我想请他指导,他因工作太忙也未能如愿。 我们为第一届毕业生开成绩展览会, 他应邀到校参观, 他仔细地看了,很赞成我们注意基础教学。
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在天津,亲眼看到南开大学被日寇轰炸焚烧,当时就知道人员已经安全撤退。 多年后我才知道,钰生同志为此出力不少。日寇对南开如此恶毒是因为南开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得比较深入,爱国行动也比较突出。 日寇早已心中有数,这是他们镇压和奴役人民的下马威。 同时, 这也是南开大学的光荣, 其中有钰生一份功劳。
抗战期间,南开大学作为西南联大的一校,迁到昆明,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还进行的很好,培养出大批人才。 钰生同志在西南联大也担任主要工作,做出了贡献。 不过我们间毫无联系,我只在以后很久才听人略略谈到。 我想这些会有别的同志来记述。 解放以后,我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请钰生同志担任口语课。 同抗战前一样,他再三对我说, 一定要注意基础训练。 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有一段时间如教师课外搞点翻译工作,就要被扣上不务正业,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等等大帽子。 钰生和我只能徒叹奈何。 他鼓励我继续做点翻译工作,也就是带点头,改变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我挤时间做了,并公开发表了新翻译的文字, 禁区总算半公开地冲破了。 我同时将抗战期间翻译的《莪默绝句集》打印稿送给钰生同志和几位教师,目的也主要在变变风气。 他对译文没有谈什么意见,不过赞成我这样做。
约30年后,他突然谈到我的莪默绝句,并提到我的译文,我很惊异他的记忆力何以这样好。 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事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主要谈的是诗的内容只是醇酒和妇人之类,不知对此我现在有什么看法。 此前他曾写过一篇短文,对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很大的反感。可见他很注意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健康。 我说,莪默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跟谈不到他的思想了。 我译他的绝句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住在乡间,开始学写绝句,译莪默只是为练习练习这种形式。 那时手边也没有什么可译的书,对于思想内容也很少考虑。 “文革”期间译稿丢失了,我也不甚觉得可惜。以后得到一位亡友的手抄稿,我又重新看了看,为纪念他,我想应该保留,有机会还可以印行。 我现在的看法是,同李商隐的诗句一样,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热爱人生,入世的一面,比玩世不恭,消极厌世的人生观好。 钰生同志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却说绝句中却有一首表示积极思想的。(按:这是指“人间事事欠安排,颠倒是非大可哀,宁愿与君双携手,立新破旧畅开怀。”) 在钰生同志90诞辰时,南开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不少同志集会为他祝寿,我也去了。 我很钦佩他老当益壮的精神,赠送他一本《妙意曲》,是祝愿他永葆青春的意思。我开玩笑说,希望他还有兴致,读书里的一些情诗。 他欢笑一声说,我一点也不老!你八十岁时在开会和旅游时,偷闲译情诗,我读读奉陪还不可以吗?!偷闲译诗的事,我在一篇短文中提到过,不料他竟过了目,可见他是很关心我的工作的。 这种友情的温暖很值得珍惜。 钰生同志调市图书馆工作后,他热爱工作,尽心尽力为读者着想,常常强调说,购置图书要有针对性,主要为经济建设,科技引进服务,把钱花在刀刃上。因此他总是亲自查看外国出版物目录,审查首先要购买的书。 年逾八旬,他还主动为馆员开设英文课。他一直坚持读书。有一次他同我谈起《红楼梦》中外两位译者的比较。他谈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我很钦佩他这种认真的精神,诚实地对他自愧地说, 我已经顾不上这种工作了。。 他只说,搞翻译工作借鉴很有必要。 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委婉批评,我觉得这是对待朋友最好的态度。 同钰生同志近几年接触较多的时间是在民进开会。他发言给我的总印象是直率,诚恳,有时还有幽默感。 他热爱祖国,有民族自豪感,因此他对社会主义是坚信的,对共产党是热爱的,并参加了党组织。 他经过几个不同时代,对比给他的印象太深。 所有这一切都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又一次他说,过去在旧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把我们看成奴隶,下等人,解放后有许多国家元首到首都访问,而不少年轻人对此毫不了解,处处感到不如意,真令人不解。 他特别对我说,你是搞文艺的,把过去的一切写写,也是很有意义的嘛。 人若爱之深,就会恨之切。对于目前的一些不良现象,他痛心疾首,直言不讳。在我们的祖国正需要这样正直无私的人多多益善的时候,钰生同志溘然长逝了......希腊哲人把人生比作火炬竞走,后生的责任就是从前人手中接过火炬,跑下去,并使火炬发出更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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