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网站2月16日文章：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外两篇）

作者： 上海成为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李世默

许多人都把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但这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认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目的，而中国则认为，其目前的政府形式，或任何与此有关的政治制度，仅仅是一种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的手段而已。

在跨越几千年由人类治理的历史上，有过两次民主的重要试验。首先是雅典，历时一个半世纪；第二是现代西方。若把民主定义为每个公民一票，则美国的民主只有92岁。在实践中，如果从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算起的话它只有47岁，与中国的大多数朝代相比，要短暂得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大胆地宣称，他们已经为全人类发现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它的成功永远得到了保障？

答案就在当前的民主试验的源头。它以欧洲的启蒙运动为开端。处于其核心的是两个基本的理念：个人是理性的，以及个人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两个信念为现代世俗信仰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仰的最终政治表现是民主。

在其初期，政治治理的民主思想促进了工业革命，迎来了西方世界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强大时期。然而，就在开始的时候，正是这场运动领导者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在这个试验中嵌入的致命缺陷，并试图加以遏制。

美国联邦制拥护者阐明，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设计了种种手段来限制民意。但是，就像在任何宗教中一样，信仰被证明超越了规则。

公民权范围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越来越多的决策。正如美国人所说："加州就是未来。"而这种未来就意味着无尽的公投、瘫痪和破产。

在古希腊雅典，不断提高的民众参政程度导致凭借煽动进行统治。在今天的美国，钱是蛊惑人心的伟大推动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宪法共和国。选出的代表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寻求当选连任时，他们表现出响应舆论的心血来潮。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人们投票支持不断降低税收和不断增加政府开支，有时甚至是支持带来自我毁灭的战争。

因此，西方与中国目前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的冲突。现代西方把民主和人权视为人类发展的顶峰。这种信念以一种绝对信仰为前提。

中国所走的道略则不同。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在过去10年中所做的那样。

稳定开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世代，从而推动中国获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看法的根本区别在于，究竟政治权利是上帝赐予的，因此是绝对的呢，还是应被视为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国情来加以谈判的特权。

西方似乎越来越无力减少民主，甚至在其生存可能就取决于这种转变的时候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美国类似于昔日的苏联，因为当年，苏联也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就是最终目的。

历史对美国的道路来说预兆不祥。事实上，基于信仰的思想傲慢可能很快就会让民主制度坠下悬崖。（原载《纽约时报》网站，02/16/2012）

中国模式的优势是"百国之和"

《万维网消息》张维为

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大格局。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点。

-
以独特的政治为例。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普通百姓把国运昌盛、国家长治久安看得很重。很难想象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

中国执政党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文明型国家"本质上是历史上形成的"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定会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

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个理念：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选贤任能"。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在今天对外开放、国际互动的全新基础上，这种源远流长的合法性来源仍然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可能很快变成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西方的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实在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作者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英媒体人称"中国模式"不可复制

据2011年6月2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诺-巴伯、副总编辑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副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首席要闻撰稿人乔纳森-福特、国际新闻主编肖恩-当南等日前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马利率领的人民日报代表团在该报伦敦总部举行小型午餐会，谈及中国模式内涵、中国经济发展未来走向及国际地位、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及新媒体作用等内容。

沃尔夫、斯蒂芬等资深专栏作家认为，中国这些年的成功发展表明，中国模式是独特的，其内涵具有不可复制性。中国数十年实行一党政治，没有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方式，但维持了国家稳定，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尤其令人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估计总是过于保守，关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西方传统经济学家很难作出解释。西方学界正在研究中国模式的内涵、实质与效应。中国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发展仍有一致性，也将面临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与考验，比如贫富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

沃尔夫、当南等认为，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全球化国际环境中合作与竞争将会交替出现。这对中国的今后发展而言，是个挑战，尤其是竞争性挑战，比如亚洲及中国周边邻国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南海问题如何解决等。中国政府如何成功应对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多变环境的挑战，保持空前的发展速度，非常引人关注。

他们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十年保持10%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非常罕见，是中国政府取得的不容否定的成就。人们目前关心的是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的巨大成功说明，其政策方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出现低迷或者进入低速发展阶段，对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人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可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媒体将起什么作用等，都是英国（西方）媒体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环球时报》记者在与这几位英国传媒界资深人士交流时感觉，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各界了解中国的愿望更加迫切。沃尔夫、斯蒂芬等都是欧洲传媒界的"重量级人物"，其发表的专栏文章，对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比起别的西方专家更显均衡和理性。

与《金融时报》资深媒体人的看法相似，2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聚焦中国前景，其中提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现状让人喜忧参半，快速发展带来的高通胀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若是看到在1994年，中国的通胀率居然高达27.7%，就该知道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调控获得的成效来之不易。其实，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并不喜欢用"盛世"来描绘，因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以及中产阶级面临的发展瓶颈，都让中国的发展变得不轻松。但是，中国无法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西方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浮现。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中国模式"。

近年来，西方有不少著作论及"中国模式"。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与其表象相反，既不会走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也不会趋向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必须放弃中国会变得比较西化的理想化期望，转而专注恢复自身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