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体制适合中国国情

作者 冼岩 December 13, 2010

随着“中国模式”话题的热烈，中西体制的优劣比较又重新进入公众视线。 有人认为，西方体制优于中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对西方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中间遇到阻碍，走了弯路，变成现在不伦不类。支撑这种观点的最有力论 据，不是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理论，而是上世纪末两大阵营之争西胜东负的结局。但是，随着近30年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响亮， 那就是认为历史的路径不只西方一条，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随着东西冷战而终结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又开始重燃战火，并且方兴未艾。

    体制比较是复杂的事，很易陷入因视角、标准的不同而“鸡同鸭讲”。但是，正像汽车走得好不好主要看发动机一样，体制比较也有一个简洁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较两种体制的驱动力：它们分别是被什么驱动，体制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

    徒法不能自行，体制运行靠的还是人，体制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对体制内官员的驱动力。西方由于实行竞选，主要官员（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 要跻身于此官员行列，必须赢得选民选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驱动力主要来自下方，来源于选民，政客以满足强势选民的需要，作为政治主张和行为的 基准。随着问题、情势的不同，选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弱及需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政策也必须随时调整。同时，体制内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设置，政府能动用的力 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须根据选民力量和意愿的变化不断调整，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顾，而且须随时变化，所以这种体制的行 动效率较差，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它变化更灵活，调整更及时，能较快反馈和贴近多种多样且多变的民众需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最高领导人由前任指定，所以体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方，官员逐级服从上级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决策层对现状的主观认识 和判断。因此，整个政府系统以某种人为提炼的社会整体利益目标作为工作方向。这样的体制，目标单一、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长期使力在一个方向 上，所以在目标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稳定。缺点是关注面单一，易忽视除目标外的其他社会需要；反馈现实变化的速度慢，调整滞后，在现实中，政策变化经常搞成 了“危机应对”。例如，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建国后前30年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效果颇显著，却因不能兼顾民富，造 成严重的消费品匮乏，民众生活困难；后30年不得不“改革开放”，专注效率，专注经济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却造成官员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 等问题。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欲解决已形成的新问题，但如果不改变这种长期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难以兼顾其他目标，调整滞后的体制模式，结 果很可能是再花个30年高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时又形成其他严重问题。

    所以，中西两种体制各有所长，各有其适应性，不能抽象说谁好谁差。具体说，西方体制较适合经济和生活水平较高，在国际竞争中已居优势，效率增长的压力不 大，民意压力却较大的社会。现在西方体制运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这种情况；在广大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学西方的多，运行良好的罕见。中国现在的体制较适合 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承受较大压力的后发展国家，在那些国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没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谈。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在人权意识普及的背景下，有了 效率，社会公平自然会逐渐增进；仅有人权、公平而无效率，以后未必还能获得发展机会。有人比喻说“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没有积极 性，这个“蛋糕”就永远做不大。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这话其实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之所以 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将人的基本需要都纳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就像穿上“红舞鞋”，你不能不拼命跳舞，哪怕是处于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厂”；它甚 至可使人抢着去争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矿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场条件下的弊害，不是损害个人积极性，而是可能导致不稳定，影响市场秩序；同时减少内需，使经济 增长失去内在动力。所以，以“强政府，低人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赶超”阶段。迈过这个阶段后，可能又需要重调整发展策略。

    中国体制最易遭批评者攻击的一点，是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理论把合法性说得很玄，其实它主要是通过构建社会成员的认同，降低体制刚性，减少社会紧 张程度，增加弹性。它最终要落实在怎么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因为只有体制或政府的反对者，才会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难。

    体制的拥护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体制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远只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体制在任何时候都不乏反对者。合法性解决得好的社 会，或者是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实现超越利益立场的思想统一（这一点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条件下较困难，中国前30年的相对成功，既是由于官方理论未遭实践挫折而 具有强大说服力，也是由于信息封闭单一，利益结构简单），减少反对者；或者是通过程序容纳和消解反对的势力与声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以及 社会紧张程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于没有解决好政治合法性问题，压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对统治者的要求高，责任大。不断 增加的“维稳成本”，很大一部分与合法性有关。

不过，合法性在今日中国并非迫切问题，它只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主要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操心这事，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高。但是，随着城市化的 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收入的提高，要求解决合法性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涉及到一种随着智识而增长的普遍人性或曰“权利意识”：为什 么由你来统治我，为什么我对此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随着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解决合法性问题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权利）所在，不 能满足这种要求，就妨碍、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很多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换的代价越来越高，直至无法替换。

    一些支持中国体制的人对此的回应是：合法性只是个伪问题，中国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国有问题，西方存在的问题未必就比中国少；选举不等于人民当家 作主，它更多只是一种程序、一种作秀。例如美国，你只能在两个傻子中选一个，选别人都没用，这难道代表了民众参与决策，决定领导人？

确实，竞选式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这种程序也并非只是摆设，它至少可产生三方面重要作用。其一，为社会不满情绪和反政府、反体制的力量提供一个宣泄渠道， 把反对容纳在体制内，消解在程序中。这样可减少对体制的冲击，减少体制刚性，降低社会紧张程度。不像中国政府，什么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动不动就搞成“你死 我活”。

其二，由于参选官员（或议员）需要竞争选票，一定程度上必须迎合民意。这就一定程度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不能否认，中国官员的官权、官威比西方体制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对比也悬殊得多，这是由驱动力自上而下的中国体制决定的。

其三，它可以让民众有一种政治参与感。长期而言，这一点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对应了一种人性需求。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心目中 的需求排序会发生变化，要求政治参与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虽不能用物质数量或经济业绩衡量，但它同样是人的一种利益，一种精神利益。国家政权要 么满足它，要么以越来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换它，否则它会变成政权的对立面和反对力量。

    说美国民主只能在两个傻瓜中选一个，这显然简化了事实。只设两党是为便于操作，节约成本。这种制度的关键，是建立了一种面向选民的竞争格局，两党既竞相取 悦选民，也竞相趋优。竞争中，政治方案并不限定是出自两个候选人之手，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两人必然会竞相吸收；人才也一样，如果出现 了公认优秀的执政人才，两党都会竞相争取。所以，由于建立了竞争机制，具体竞争虽然只由两党或两人操作，选择面其实覆盖了全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比较中国和西方谁的问题更多，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各自问题不同，对各自的意义也不一样，就像穷人和富人的问题不同一样。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影响， 确实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夸大了。但群体性事件对中西两种体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西方而言，群体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为体制所容忍的，不具有颠覆 意义，只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而对中国来说，群体性事件大多对体制具有颠覆力，难以容忍，表现出来的，只是没压制住的，还有更多矛盾潜 伏着，社会结构较紧张。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比西方严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制度，而是由于发展水平——穷人病一场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体质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种医疗资源 撑着，人家可以就是不倒。问题严重的原因虽与体制无关，结果却对体制造成压力。部分压力会直接指向体制，尽管换一种体制可能后果更糟，但大多数人都只看到 已发生的，看不到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舆论上，反对派总具有天然优势，现状中的一切弊端都可归咎于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出现问题就该死。1949年以前中共 之所以成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义，因为西方基本允许批评政府声音的公开表达，以及对阴暗面的较充分披露，中国则这方面管制甚多。这种信息和表达的不同尺度，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观感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信息管制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自由并不只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狭隘群体利益，它可以通过赋予民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形成一种对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力量。这就是毛泽东 在著名“窑中对”中所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转载者注：指1945年夏，时任国民党参政员的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谈话）。监督的前提是知情， 是透明。这个问题在前30年并没有解决好，这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这方面问题更严重，中国的官员名义上是公仆，其实是大老爷，这 是由体制及其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决定的。

有人说，西方也有新闻管制，并非真正自由。确实，西方也会管制舆论，有时可能处理比中国更严厉。而且凡是中国或朝鲜或古巴的必骂。这与他们的从小学到中学 课本中的反共教育有关。这些课本内容从50年代至今不变，在代代人的头脑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共意识，因此电视报纸舆论必然也是如此。他们从来对中国不做深 入报道，那样做就会被认为是亲共了。

    西方对舆论当然也有导向，在那儿资本的力量很强大，整体而言（不绝对）那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舆论环境。但资本的垄断与政府的垄断不同，它不能强制，只能引 导。虽然资本的意志占主流，但不可能让其他人发不出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反主流的声音纵然弱小，想听的人还是能够听到（不需要翻墙），一定条件下就能形 成共鸣。这对主流、对精英构成一种制衡，使其行为多了不少顾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能发出声音，纵然资源少、声音小，但陈胜、吴广揭 竿就能起义，并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种主张真能获得那么多人认同，资源少也会形成气候，让声音壮大起来。

但是，新闻开放确实也是双刄剑。经历过21年前新闻开放的人，都会对那种冲击力有所体会。那时还只是有限的开放，社会矛盾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和社会，能不能承受那种冲击，很难说。

    所以，我并不赞成现在的中国舆论应当自由到西方那种程度。中国现阶段积淀的矛盾太多，经济水平不够发达，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乱子，经不起折腾。我赞成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把舆论管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应该保障舆论监督官员的功能，中央应支持舆论对各级官员腐败、侵害民利、行政不当、乱作为或不作为的报道与监 督，为权行无忌树起一道藩篱，这是舆论的本职功能——首先应该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包括新闻不自由，然后再解释问题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连基本事实 都否认，必然丧失基本说服力，立论也只能立在沙堆上。

    我赞成在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因为它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乱，导致不稳。今天大多数人迫切的，是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改善的前 提是稳定、有序。以后中国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时候再具体分析。在这儿不要说什么“普世”，纵然民主、自由是普适的，中国传统的、现在的很多东西又何尝不 是？大家都普世，谁重谁轻、谁先谁后？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文中照片为转载者加，来自中国政协网）

附：“窑中对”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