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联合早报》： 作者：宋鲁郑 （法国巴黎）

2011-05-09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级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百家争鸣，呈现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人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地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行之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贴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定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温饱的问题，而中国的粮食却是印度的两倍。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

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法国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经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灾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在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

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经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就如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结果是腐败较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和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权钱交易的刚性原则。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际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有推卸责任说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逃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

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的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地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国、法国、美三国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这一特点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问题》以80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西里尔•加瓦里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代表“政党”。在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