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侄子南开校友周爾鎏:《我的七爸周恩來》

《万维读者网》5/29/2015

南开求学时期

8月23日上午9時許，位于上海展覽中心的上海書展人頭攢動，一位身著米白色休閑西裝的老人，在講台台階旁的輪椅上安靜坐著。

老人白白瘦瘦，看著卻特別精神。當主持人向台下觀眾作完介紹，觀眾才發現，在一旁靜坐良久的老人正是這場簽售會的主角。他是周恩來的侄子、86歲的周爾鎏先生。

周爾鎏帶來的是他的新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來》。

周爾鎏的祖父與周恩來的父親是嫡堂兄弟，分別屬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長房無後，周爾鎏的祖父就過繼給長房而成為周家的大家長，周爾鎏即成為周家的長房長孫。兩家不僅同時從紹興舉家遷往淮安定居，並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爾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離世了，那時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號（現已定為周恩來早期革命遺址），七爸和七媽在我家隱蔽時，我還不到1歲，他們對我百般呵護。從我牙牙學語時，就遵囑稱他們‘七爸’、‘七媽’。”

他口中的七爸正是周恩來，七媽則是鄧穎超。

新書首次披露獨家史料

1939年至1942年間，周爾鎏的父親和繼母等家人分別去了重慶和甦北，只留他一人在上海讀書，後來被周恩來戲稱為“孤島孤兒”。1946年，周恩來通過時任《文匯報》經理張振邦先生幾經輾轉找到了周爾鎏，“以後我就由七爸七媽直接撫養”。

周恩來夫婦對周爾鎏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支持和幫助，也對他之後的工作和思想產生了極大影響。

據周爾鎏介紹，周恩來是中國理學開山鼻祖之一周敦頤的第33世孫，作為周氏始祖的後人，更作為家庭成員中的杰出代表，周恩來早年就因周敦頤而深感自豪並以之為人生楷模。

“七爸作為周敦頤家族的後人，一生信奉其先祖所倡導的‘以誠為本’。”周爾鎏在書中寫道，“他任職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總理26年之久，始終做到廉潔自持，一塵不染，這是當時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或耳熟能詳的歷史事實。”

周爾鎏年輕時曾經入伍當兵，後進入南開大學外文系學習，畢業後曾任中聯部副局長、對外文委（文化部）司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

“由于歷史巧遇和工作安排，常常是繼總理政治出訪某些國家後，我便隨後陪同文化代表團出訪該國。在國內，我也常陪外賓去總理視察過的地方和單位參觀。為此，七爸曾戲稱我對他是‘亦步亦趨，步我後塵’。”

周爾鎏說，有關周恩來的許多資料迄今未曾面世，自己深感有責任在有生之年將這些寶貴史料披露出來。“書中內容或許有助于增進國內外對周恩來總理的全面了解，有助于周恩來研究工作的推進。”

《我的七爸周恩來》的材料收集和撰寫耗費周爾鎏數十年時間。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自己在取實考證，查閱資料，史料、詩文解讀方面都遵循一個原則︰實事求是，“這本書是我一生親力親為親聞的真實記錄。”

在周氏後人中，讀者較早看到的是周恩來佷女周秉德的回憶錄，周爾鎏認為，自己和周秉德因“經歷和年齡差別，當年的事她並不知曉”。

這部20余萬字的新書分為《周氏家世》《愛寶與七爸七媽》《建國風雲》《文革歲月》《永遠的懷念》《史實的訂補與澄清》《秉承遺訓》七個部分。新書首次公布了諸多獨家史料，包括周恩來曾先留學英國後留學法國，“伍豪事件”前後周恩來躲藏在周爾鎏的出生地上海，周恩來生前最後的枕邊書、內心的家族願望，以及從建國到“文革”，周恩來在家人面前流露的思想看法等。

七爸的枕邊書

“周元棠是七爸的高祖，他對七爸的影響是迄今為止罕為人知的。”周爾鎏在書中寫道。

周元棠生于1791年，卒于1851年，“生前著述甚多，但因戰亂，身後僅有一卷《海巢書屋詩稿》留存。這卷詩稿所錄詩作均是周元棠22歲之前所寫。”

周爾鎏在書中披露，正是這卷收錄135首詩作的詩稿，被周恩來珍藏在床頭枕下閱讀多年，伴隨他歷經“文革”的十年浩劫，直到他離開人世。

周爾鎏認為，周恩來幼年生長在淮安，此後相繼在遼寧、天津求學，後來更是輾轉南北，但他對祖居地——紹興的鄉戀深情始終未變，對當地的風物景致、文化習俗甚為了解，這除了周恩來的博聞強識並曾專程到過紹興外，和他研讀高祖周元棠的詩作獲取獨特的感受不無關系。

“元棠公生前雖遭遇家道衰落，但他一生甘守清貧，始終秉持高潔操守。”周爾鎏認為，周元棠《自述》詩作中“當作奇男子”的錚錚鐵骨之言，迄今仍然令周氏後人有讀其佳句如見其人的感受。

周恩來在1917年9月從天津南開東渡日本，在出發前曾寫下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爾鎏感慨，青年時代周恩來為拯救中華而願獻出一切的豪邁氣概，與元棠公“當作奇男子”的錚錚鐵骨是何等的相似。

再如《海巢書屋詩稿》中的《留侯》，“提到自古以來真正的可以稱作豪杰的歷史人物並不多見，往往不是過于剛直就是過于壓抑自己，真正能夠文武全才剛柔並濟的英雄人物‘總以識高見才力’。”

周爾鎏發現，周元棠在無意中還成了一位預言家，“七爸非凡而又曲折艱辛的一生，于百余年後全面驗證了元棠公的預示，也同時驗證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強大的生命力。”

“從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中走出來的周恩來，最終成為世人公認的智勇兼備、文武雙全、剛柔並濟的偉大政治家，與家族傳承不無關系。因此，七爸一生珍藏這一詩集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經常反復研讀這些詩篇，從中得到激勵或撫慰，也是可以想見的。”周爾鎏寫道。

出身大家庭的周恩來曾打算退休後寫一部名為《房》的長篇小說。周恩來告訴周爾鎏，這一小說的內容就是根據大家庭的許多“房”的不同歷史演變，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加以描述。然而這一願望最終未能實現。

“文革”初期跟不上

周爾鎏認為，“文革”初期，周恩來也感覺“跟不上”。

他在書中寫道，1965年，毛澤東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向地方一些領導人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可以說這是危險的提示，實際上，毛澤東已經發出了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號。

另一方面，周爾鎏認為，當時的周恩來“只是感到毛澤東同其他中央領導的分歧可能愈加厲害，並未料到這場異乎尋常的政治大動亂即將來臨”。

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劇作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　進行公開點名批判。

“七爸當時對此事一無所知，他同意彭真的意見︰吳　問題是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學術問題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周爾鎏寫道。

1965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軼歐夫婦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麼？》，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搞修正主義，遭到許多師生和員工的批駁。

周爾鎏回憶，由于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七爸指示︰北大搞運動一定要慎重，注意內外有別。大字報貼出以後，七爸連夜派中共中央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該校，批評聶元梓等人違反中央規定的原則，搞亂了中央的部署，並重申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的中央指示。

幾日後，毛澤東指示康生、陳伯達，將該大字報由新華社全文廣播，並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

“當晚，陳毅詢問七爸︰‘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通知？’七爸回答道︰‘我本人也只是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電話，告我該大字報內容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特別的談話

1974年，鄧穎超曾和周爾鎏有一次特別的談話。

“1974年春天，七爸不僅是重病纏身，同時他在政治上還處于一個危難的時刻，七媽避開周圍耳目，單獨囑咐我配合他們作最壞的準備。”

周爾鎏感到，這次談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七爸七媽對他的最後囑咐。

這一次談話，周爾鎏在書中形容為“特別的談話”。

他在書中回憶，“1974年的這次談話，七媽避開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秘密地打電話約我個別見面。她用了很長的時間讓我詳盡地匯報‘文革’以來我的遭遇和表現，看來她對我的情況早就有所了解。”

周爾鎏向鄧穎超談到康生和江青後，鄧穎超說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稱外事口的工作不僅是‘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少），甚至無限上綱為‘三降一滅’（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你說他將矛頭除明顯指向王稼祥同志外還指向七爸這是對的。‘四人幫’也是這樣，我們沒法跟別人講，這次就要跟你講徹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來是狼子野心，有點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意思。”

“總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還受到這種惡毒的污蔑和攻擊，你作為佷兒並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對你七爸非常了解，對這樣極不公正合理的遭遇當時是會感到義憤的。其實不僅如此，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會降臨到你和你的家庭，這也是七爸讓我再次特地召見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預作最壞的準備……北京的形勢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發展都很難說。”周爾鎏在書中回憶鄧穎超的談話。

多年後，鄧穎超向周爾鎏講述了周恩來去世的真正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間，眾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國家副總理在內，相繼落馬，被罷免職務，遭受迫害，處理國家政務的擔子主要落在總理身上，長期過度身心疲勞，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沒有得到及時的手術治療。在確診為患膀胱癌的時候，成立了一個治療組，王洪文為治療組長，治療組的意見是暫時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理，進行保守治療。”周爾鎏在書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