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信任危机的解决之道

Associated Press GERALD F. SEIB

Whistleblower pulls US into confidence crisis

某个周一的下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坐在国会大厦一间高雅的房间里，他知道一场危机正在迫近他领导的这个机构。一场激烈的争论仍围绕一项看似简单的任务而进行着──使总统提名的官员人选获得通过。这场危机使他沉思，这类有时看上去是永久性的国会运作障碍会带来何种涉及面更广的后果。

里德三十年前从他的家乡内华达州来到华盛顿。他说：“在我的第一个任期里，国会的支持率在45%。而现在仅有10%。从盖洛普(Gallup)开始进行民意测验以来，从没有哪个机构的支持率比这还糟。”

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在次日上午得到了解决，民主和共和两党达成了一个协定，使得参议院可以通过一批平均提出时间已有九个月长的总统提名人选。但这并不保证参议院在今年秋天就不会回到老一套的党派纷争和危机中去。

问题还不仅仅是国会的政治机能障碍这么简单，更严重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全面瓦解。在《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最近的联合调查中，仅有17%的受访者称对联邦政府有信心，这一比例还不及1990年的一半，当时是36%。如里德指出的，在盖洛普最新的民调中，国会的信任率降至了近乎可笑的10%。总统班子是36%，好于国会，但远低于十年前的58%。

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三十年前来到华盛顿时，国会的支持率为45%。

而围绕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和政府监督的争论使新一轮的政治瘫痪达到了顶点，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信任危机”这个词可能是被华盛顿使用过度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处于一场信任危机之中。这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高兴，即使你不喜欢政府。事实上，扭转这一趋势是事关美国在本世纪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如果一个政府试图做太多事，但很多事却都做得很糟糕，那么这个政府就不会得到信任去履行诸如教育、安全、基础建设、研究等对企业和个体的成功都至关重要的核心职责。

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在最近一次未得到应有之重视的讲话中提到过这一点。他提议通过更好地运用尖端技术将联邦政府更有力地带入21世纪。他说：“我们不能仅从愤世嫉俗中寻求安慰，政府的成功与我们每个人都利害攸关，因为政府即我们。”

事情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毕竟，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从小就认为政府里都是有着丰功伟绩的聪明人。

政府赢得了二战，建设了州际公路系统，取消了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把人送上了月球，净化空气，造出了最大的计算机群，发明了互联网。那时常春藤大学(Ivy League)最优秀的毕业生到中央情报局(CIA)工作，而不是大牌律师事务所。如今年轻的极客们都向往硅谷，当年的年轻人可都争先恐后地去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大约四十年前，一切都开始改变。当然，裂痕是从越战和水门事件开始的，这两大事件使得很多美国人开始确信，做过那么多好事的政府已经变得权欲熏心和靠不住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穿着毛衣坐在寒冷的白宫里，告诉公众政府无法解决国家的困境。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证实并延伸了这个论点：不单单政府不是解决办法，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接着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争议于1987年爆发。在审核博克被提名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法官的听证会中，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位保守派的联邦法官失去了进入最高法院的资格。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华盛顿政治话语体恤仁慈时代的结束。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彼得•哈特(Peter Hart)说：“自由派将其看作一次重要的成功，我觉得从公平竞争和政治决策意义上说，它也标志着一种改变。”

不久，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出来争辩说，政府的人并不是简单地固执己见，他们是邪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体系容忍社会福利计划里的欺诈，追求破坏家庭的政策。接着，在某种程度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似乎通过和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绯闻验证了不负责任的执政形象。

9•11恐怖袭击后，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似乎暂时恢复了。但持续时间不长，因为政府发动了两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不是没必要就是无休止的战争，一场激烈的公民自由争论也表明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想要大政府，只是目的不同罢了。奥巴马总统的到来带来了又一个光辉时刻，但到目前为止，他证明了无论是对于让华盛顿更好运作还是要扭转政治态度的艰巨任务，他都无法胜任。

一路走来，政府逐渐开始做那些或许本应留给私有领域或民间团体的事。更糟的是，持久的联邦赤字已经侵蚀了人们对华盛顿管理经济的能力的信心。举个例子：在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间，年度联邦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只有两次超出3%，而在过去25年里已经超出过13次。

那么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弥补目前政府的信任危机呢？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着手：

赤字必须得到控制。赤字问题已经成为政府无能的一个隐喻。不需要在短时间内消除赤字──从经济学上来说也是很差的做法──但必须要让人感觉到政府正对其进行明智的抑制。

政府要运作得更好，这意味着它需要现代化，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更有用。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最近讲话中希望传达的信息。比如他指出，联邦政府拥有珍贵的“大数据”，这是一种对企业、研究者和学者日益重要的商品。因此政府开始在data.gov上向公众开放这些数据，从而促成了专门将数据付诸应用的公司的创立。

此外，正如奥巴马所指出的，既然私营企业已经研究出如何使信息在各行各业实现透明化，为何个人或单独的企业必须在每次与不同的政府机构打交道时都要复制同样的信息呢？

政治体系需要修复。各州需要停止划分国会选区以避免深度及瘫痪性两极化的出现，让选区变成深红或深蓝，会导致只有意识形态最僵化的候选人才愿意参选。此外，参议院的规则需要改变，以抑制少数参议员、有时甚至是一个参议员的权力变得过大，这种现象会让议程进展陷入停滞。

协助展开上述《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民意调查的共和党民调专家比尔•麦金塔夫(Bill McInturff)说，如果华盛顿的领导人能够向人们传达一种“共同目的感觉”，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还有一点。他说，经济繁荣肯定会有所帮助：“如果经济繁荣发展，人们会说‘嘿，形势正在好转。’起码能起到缓解紧张情绪的作用。”